Thursday, June 9, 2011
Saturday, October 9, 2010
看看网友如何评论刘晓波得诺贝尔和平奖
2010年10月9日
看看网友如何评论刘晓波得诺贝尔和平奖
昨天（10月8日）下午5点，网上传来消息：刘晓波喜获诺贝尔和平奖（不认识刘晓波的网友，请看“这里”的介绍。看完刘晓波的介绍之后，俺强烈建议，顺便再看看零八宪章的介绍）。
然后，Twitter上就炸锅了，关于刘晓波的tweet如潮水般涌出。俺怀着极大的兴趣，看了Google实时搜索的Twitter评论（请翻墙后猛击“这里”），一直看到凌晨。
以下是俺收集整理的网友评论，大部分来自Twitter。俺会抽空不断更新本帖子，把精彩的评论添加进来。
★纯属幽默讽刺的评论
据说台湾和大陆在诺贝尔奖问题上是有分工的:台湾负责自然科学的类别,大陆则专攻和平奖。
诺贝尔和平奖即将揭晓。今晚新华社,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外交部等媒体和部门肯定准备好了2份稿件准备二选一发布。一份是赞美和平奖得主的,一份是谴责诺贝尔评委会的。
快讯:北京时间17:00,中国公民敏感词荣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
问: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主管单位是哪个?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监狱管理局。
CNN:温先生,请问你对贵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有何看法?
温+宝:我浏览了很多网站,没看到这消息啊!
问:有没有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
答:有,但他们都拿着外国国籍。(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赛珍珠、钱永健)
问:有没有中国公民获得过诺贝尔奖?
答:有,但他们都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李政道、杨振宁)
问:有没有新中国的公民获得过诺贝尔奖?
答:有,但他不承认自己是中国公民。(高行健)
问:有没有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新中国公民获得诺贝尔奖?
答:有,但是我们不承认他是中国公民。(达赖)
问:有没有承认自己是中国公民,国家也承认他是新中国公民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答:有,但他在新中国的监狱里。(刘晓波)
中共外交部一定有刘晓波的暗桩,否则怎么正在挪威方面作最后决定的时候,突然点明事态,逼得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BBC等都疯狂发稿大谈刘晓波?
刘晓波果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了,多亏了共产党外交部的大力协助呀,哈哈!
本人强烈建议中共中央,立即逮捕那些抓捕刘晓波并判他11年徒刑的人,是他们阴谋策划,最终制造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们才是共产党最大的敌人啊!
今天记者肯定会问诺贝尔奖的事。温宝宝的四种选择:
(1)"刘晓波是中国的一个罪犯,给他授奖是对诺奖的亵渎。"(可能性20%)
(2)"我和晓波的心是相通的。"(可能性2%)
(3)装聋作哑,好像没听到。(可能性75%)
(4)"哎呀,我肚子痛,赶紧送我上医院!"(可能性3%)
南京一爱国青年在得知挪威将诺奖颁给刘晓波后,非常气愤,走上街头发起了一场"抵制挪货,从我做起"的万人签名活动,呼吁广大市民抵制挪货,其中一位情绪激昂的市民在多人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当场点燃了一本《挪威的森林》。
宣称"我没有敌人"的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兲朝老大哥非常恼火,冥思苦想后确定了一个更响亮的口号——"我没有朋友"!
评奖的这帮人太狠了,每当钱不够时,就发给一个无法领奖的人。
刘晓波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还要归功于胡四的愚蠢。去年我就耻笑中南海连在圣诞节审判刘晓波这样的馊主意都想得出来,群体智慧低到何种程度。果不其然,哪天中共倒台,这帮人居功至伟!
我认为这次中国政府是弄巧成拙了。搞得人家如果不把这个奖给刘晓波,倒好像成了中国政府的二孙子似得。
由于新闻联播在诺贝尔和平奖揭晓的日子竟然只字不提,刘晓波在狱中一定知道他已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诺贝尔官网网友留言:"我不知道刘先生是谁,但是我为中国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而高兴。她一定是一名好党员,我们中国人民的好干部,为人民做实事的好领导。"
据传,澳大利亚一亲北京的华人社团迫不及待地向北京发回了第一条贺信: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出了中国大陆上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粉碎了杨恒均之流污蔑中国政府永远培养不出诺贝尔得奖者的谣言……^_^
影帝遇见千载难逢的政改机会了。影帝应该回国后带着一票记者直奔锦州监狱,然后拉开门就痛哭:晓波,我这次又来晚了,他们判你我真是不知道的啊!
61年了,锦州监狱完成了从"关战犯"到"关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质的飞跃!
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却讨厌和平奖。
今晚我专门看了新闻联播,最后一个新闻是大熊猫怀孕了。发现央视进步了,如此深沉。国宝受惊(精)了,这个信息就够了,央视在这个节骨眼上表现出来的幽默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共和国监狱不但关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还关过皇帝、国家主席、元帅、将军、班禅、等。监狱,是个人才济济的地方!
新华社:中国一名服刑人员在改造期间轻而易举获得了诺贝尔奖,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优越性。
胡锦涛:刘晓波交代了吗?
专案组:他彻底交代了,我们查证属实。
胡锦涛:联邦共和国出自何处?
专案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公报。原文提法是:建立一个自由的联邦共和国。多了个"自由"。
胡锦涛:那……那军队国家化呢?
专案组:也查清了!出自《周恩来选集》。原文提法是:必须实现军队国家化。多了个"必须实现"。
胡锦涛:那……那……那赞美西方民主制度出自何处?
专案组:《新华日报》社论。原文提法是:美国代表了民主社会。多了个"美国代表"。
胡锦涛:那……那……那解除党禁呢?
专案组:毛太祖反对国民党时提出来的口号!原文提法多了个"打倒一党专政"!
胡锦涛:那……那……那……那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呢?
专案组:这些,宪法里全有!
无数叫"刘晓波"的人都惨了,短信都不能提及。据说刘晓波获奖后,CCAV那个叫刘晓波的记者泪流满面。回家直怨爹妈乱起名字,害得再也不能出境了 :(
前些日子是全中国人要求日本放人，现在是全世界人要求中国放人。
忽然想到一个刑法的技术问题:拿了诺奖减刑不?
根据刑法第78条的规定，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
(6)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刘晓波获奖是我党政法委无数次严密实验的科学结晶:
高智晟判三年不行,胡佳判三年半不行,陈光诚判四年半不行,谭作人判五年也不行……
终于,刘晓波判11年——球进了!
感谢国家!感谢党!
微博管理员:尊敬的用户,行行好吧,从六点删到现在我连晚饭都没吃那,手都删软了!
★对真理部的评论
各大门户的诺贝尔专题
新浪 http://news.sina.com.cn/z/2010Nobel/ 被删
网易 http://news.163.com/special/2010NobelPrize/ 页面保留,留下了三个字"已删除"
搜狐 http://news.sohu.com/s2010/nobel10/ 自动跳转到其它页面
看到各门户网站的诺贝尔专题纷纷挂掉,我就知道中国人终于得了个诺贝尔奖。
现在,四大门户专题被撤,中国移动、联通短信过滤刘晓波三字,各大搜索过滤该词,新闻评论、博客和微博审核员加班,除添加自动词条外大幅增强人工干预力度,刘妻被警方紧急带离北京。图为刘晓波妻子刘霞家外站满世界各地记者 http://imgur.com/26nhw
刚亲测短信,发"刘晓波"三个字会被墙,三字中间加空格也会被墙。
你妈联通的,发短信用句号隔开刘晓波都发送失败。
苹果日报: 当确认刘晓波获奖后,不仅中国各平面与电子媒体一致封口,连各大饭店内自行架设卫星接收的CNN/NHK/BBC等国际频道,也在播报相关新闻时遭中国当局盖台,画面顿时变黑。
想必昨天晚上领导们连夜开会了,丑化刘晓波的宣传应该要开始了吧。
博讯: 胡锦涛李长春下令封杀刘晓波获诺奖新闻
明天如果一个国内大报没有把刘晓波获奖作为主要新闻,你就可以知道该报的真正老板是真理部。
中宣部最新指令:有关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通稿照发,但所有媒体(含一切纸媒、网媒)不得登载。
1989年的CCTV: 抓住刘晓波的黑手 http://cl.ly/e68e9509762bc370d05d
八九血案后,中国官方日人民报发表《抓住刘晓波黑手》以诬他;明天的日人民报会不会来一篇《抓住诺贝尔奖的黑手》以诬炸药奖,来个前后呼应、宝献双璧呢?
网易关于外交部对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的新闻直接关闭了评论,不敢开放,不然估计审计专员要累死。
北京多名维权人士庆祝刘晓波获奖被抓到派出所。
刘晓波的存在和刘晓波的思考使这个政权感到难堪,因为他们害怕真相。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就会使当局难以继续封锁刘晓波。六四以后,当局有一种屏蔽的政策,试图使大家忘却曾经有六四这样一个事件。
当年911,全球头版美国遇袭,兲朝头版领导讲话;今年108,全球头版刘晓波获奖,兲朝头版朝鲜领导易人。9年时间,兲朝总算有了国际视野。
昨天全球头条新闻都是刘晓波得奖了,兲朝头条是金正日儿子接班了。今天全球头条都是各国元首要求释放刘晓波,兲朝头条是折腾帝祝贺劳动党生日快乐了。
太给力了!《北京青年报》不要命了? http://twitpic.com/2vpoow
恭喜诺贝尔官网被墙,获得GFW认证!
网友甲:如果网易不删帖,几十年以后,网易就能得诺贝尔和平奖!
网友乙:如果网易不删贴,十几天以后,网易就没有了!
★对中共外交部的评论
中国照会挪威驻华大使,抗议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对于独裁政权来讲,很难理解在民主国家,有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机构存在。
中国驻挪威大使馆对挪威政府表示抗议。
挪威政府表示不解:诺贝尔是独立基金会啊!
中国政府更为不解:独立基金会是神马?难道不都是受政府控制的吗?
挪威政府:……
对于一个没有任何独立机构的中国官方来说,诺贝尔和平奖不受政府控制是不可思议的;中共认定:一旦颁予中国异见人士,挪威政府肯定是幕后黑手。中国政府常能操纵一切,便认为所有政府都像他们一样是幕后黑手。
如果一个政府为不让自己本国国民获得诺贝尔奖而努力,这得混蛋到一定水平才行啊。
外交部长:我要向你表达我国政府对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愤怒和失望!
挪威大使:跟我有什么关系?奖又不是我发的,我又不代表委员会。
热烈祝贺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 但外交部发言人说"诺贝尔委会授予刘晓波和平奖是对该奖的亵渎",我还认为把刘晓波关押起来是对宪法的亵渎呢 http://zuo.in/dwOwY4
中国刚刚召见了挪威驻华大使,抗议挪威诺委会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给刘晓波——外交部真够不要脸的!
土共政权在刘晓波获奖前后令人作呕的反人类表演丢尽了十几亿中国人的脸,马朝旭你已经青史留名了!
★海外的反应
今晚全球各大百年报业一致头条 http://goo.gl/tGJb
全球各大媒体: 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机时报,今日美国,英国卫报,英国泰晤士报,法国回声报,德国明镜周刊,朝日新闻,读卖新闻,GBS,NHK,半岛电视台等报道刘晓波获诺奖的新闻集锦 http://is.gd/fSfo4
美国之音: 奥巴马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 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北京政府释放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刘晓波星期五被评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诺贝尔奖委员会表示,他们将这项荣誉颁发给刘晓波是因为"他在中国为了基本人权作出的长期和... http://bit.ly/b70FSq
美国之音: 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书面声明中给予刘晓波高度评价。她说,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成为人类历史上争取非暴力、正义和自由的领袖人物之一。
美国之音: 《刘晓波到底是什么人?》 http://is.gd/fSxUZ
美国之音: 俄国媒体:刘晓波是中国萨哈罗夫: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在俄罗斯引起热烈反响。媒体把刘晓波称做中国的萨哈罗夫。人权人士称刘晓波获奖当之无愧。有专家认为,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扮演更重要角色,必须使政治体制民主化,刘晓波获奖是向中国发出… http://bit.ly/aoypZh
美国之音: 香港各界对刘晓波获奖的反应: 中国内地的异见人士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在香港引起强烈反响,不同阶层,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做出不同的反应。星期六,绝大多数香港主流媒体都以显著位置长篇报道了刘晓波获奖一事… http://bit.ly/bMDbxr
BBC中文网: 法国政府呼吁释放刘晓波 http://j.mp/bJbSOR 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后,法国呼吁中国立即释放被监禁的刘晓波。
BBC中文网: 港媒评论:刘晓波"因言入罪、因言获奖" 香港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大篇幅报道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并刊发了大量评论和照片。 http://bbc.in/deBVxX
BBC中文网: 美国呼吁北京释放刘晓波: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分别呼吁中国尽快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 http://bbc.in/9UnfYq
BBC中文网: 刘晓波获奖 海外异议人士反应不一:因起草《零八宪章》被中共当局投入监狱的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海外民运和异议人士作出反应。 http://bbc.in/9hkT5C
BBC中文网: 简讯:刘晓波获奖中国向挪威抗议: 中国周五召见挪威驻中国大使,就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提出抗议。 http://bbc.in/9lONiC
BBC中文网: 马英九祝贺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 台湾总统、行政院长分别表示祝贺,在野的民进党则呼吁台湾政府能支持中国民主化进程。 http://bbc.in/dbbhQ8
BBC中文网: 澳大利亚再次呼吁释放刘晓波: 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表示,将继续以刘晓波的名义向中国政府交涉。 http://bbc.in/aRD5hD
BBC中文网: 英国媒体广泛报道刘晓波获诺贝尔奖: 英国各大报章详尽报道刘晓波得到和平奖的消息,分析指这是对中国政府的专制的谴责。 http://bbc.in/brZwe7
德国之声: 德国政府要求立即释放刘晓波: http://bit.ly/bzX0SF
德国之声: 获奖之后,刘晓波家被封锁,自发庆祝者被抓。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出后,中国政府国保阻止刘晓波妻子刘霞与传媒见面,中国四大门户网站诺奖专题被撤下,带有相关敏感词的短信被过滤,至晚间20时…… http://bit.ly/byP6k1
德国之声: 刘晓波获奖受到国际关注:德国、挪威和法国政府均对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表示祝贺,并呼吁立即释放这位狱中作家。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呼吁中国释放所有良心犯。德国媒体也对刘晓波获奖给予极大关注。 http://bit.ly/9OfLui
德国之音: 中国多个城市警方抓捕刘晓波支持者: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中国当局从宣布获奖的一刻起，开始对自发庆祝的中国公众进行抓捕。 http://bit.ly/b6Ei6Q
自由亚洲电台: 大陆封锁刘晓波获奖消息,庆祝人士被捕: 刘晓波获奖的消息震撼不少中国人,尽管当局全力封杀有关消息,包括阻止手机发出有关内容的短信、各大门户网站不断删走有关内容的网帖、及对与诺贝尔奖有关的其他报道进行大清洗,但无阻网民以各种……
http://twurl.nl/n7wb2m
华尔街日报连发两篇评论,谈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
第一篇说: 一直没有中国人因为他在中国的努力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直到刘晓波通过服刑11年这种为了民主而工作的方式获奖。这个对他的勇气和正直表达认同的奖终将有一天会成为所有中国人的骄傲。
第二篇评论是林培瑞写的: 他分析说胡锦涛在05年发表了一篇预防颜色革命的报告,指出要防止中国出现叶利钦/瓦文萨/曼德拉这样的人,所以共产党一直执行的是枪打出头鸟的政策,刘晓波就是他们眼中的出头鸟和大家伙,但是他们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
纽约客谈刘晓波: 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困境,远非外国人可想象。压力不但来自公安,还有雇主,甚至父母。最难堪是来自于知识界/思想界同侪。他们会认为你是为了单纯的对抗而不是求切实的成果。甚至是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符合西方审美的异议分子。
旺報社評－劉曉波的獲罪與獲獎…大陆那么多出色的评论人却无法在大陆的报章上对此事置一词,真悲哀!
香港電台: 公民黨到中聯辦要求釋放劉曉波!
跟几位以色列人谈了刘晓波获奖后续:饭醉分子被抓,刘霞被隔离……
这几位以色列同学说:1 看来这个奖发对了 2 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么蠢?
★呼吁弘扬刘晓波和08宪章
告诉你的朋友/家人/同事:谁是刘晓波?他为什么被反华势力爱戴?
要向周围的朋友家人介绍刘晓波,最直接到达的方法无非就是当面讲、语音呼叫讲。什么短信、email、IM过滤统统去死!
如果你的父母搞不清刘晓波是干什么的,你就乘机给他们看一回08宪章吧,他们能看懂的。
要将刘晓波获奖的价值最大化,即是要让最多的中国大陆人知道这件事,无论他认为这是西方的政治阴谋,还是什么。总之,首要的是让尽可能多的大陆人知道刘晓波,知道他获奖。只有这样,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的效应才能出来。否则被党继续扼杀着,这个效应就只局限于海外了,努力不能白费!
要发挥个人可利用的所有的媒介传播形式,包括口头传播、QQ传播、社区传播等尽可能多的形式,冲破党对刘晓波获奖信息的封锁,让几亿人知道刘晓波获奖了。呼吁所有的报纸媒体,即使明天刊登的是外交部的抗议,也希望去刊登出刘晓波获奖的消息,不要让这个消息胎死腹中。
谁再问我刘晓波是谁,干了什么。如果我觉得说08宪章对他们有点高深,那就这么回答:
你每天看到贪官污吏横行霸道、强拆自焚、歹徒弑童、宝马碾压、三聚氰胺、毒大米地沟油、藏猫猫、喝水水、做梦梦等,你有感到生气和郁闷吗?刘晓波就是拿出了一个这些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人。
对国内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去告诉人们刘晓波为何得奖,让人们看看08宪章是怎么写的。普及现代社会的基础关键,是以人为本,政府民立。只有分清楚了国家、政府、民族这些基本观念,才能真正的出这次获奖的有效意义。
★回顾历史的评论
去年胡祝贺奥巴马,今年奥巴马祝贺刘晓波。情何以堪?
诺贝尔和平奖这么多年来,只有两位是在监狱中获奖:
其一是反战人士、德国人卡尔·冯·奥西厄茨基;其二是中国刘晓波。
前者的国籍是纳粹德国,后者中国。这两个国家的相同性可谓一目了然。
百年来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著名异见人士包括多人。但自二战结束以来,只有刘晓波是身在监狱期间获颁和平奖。昂山素姬获奖时只属软禁,曼德拉则于1990年已出狱。
问:上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坐牢人士是谁么?
答:卡尔·冯·阿希厄茨基。
问:那时他的国家谁在执政?
答:希特勒!
三十多年了,从魏京生到刘晓波,希望宛若微弱之光,在风雨飘摇中若隐若现,忽明忽暗。我等之辈,耳闻了西单民主墙,旁观了反自由化,亲历了六四,从热血青年直奔悲情中年。可希望呢,还依旧在坟茔遍布的中国鬼火点点,无法燎原。
刚刚一个1989年6月4日出生的同学问我刘晓波是谁,他获奖又是怎么回事……于是他也刚刚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多么的不平凡……
希望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成为1979年教皇访问波兰那样的标志性事件!
(历史上的今天)10月8日:台湾解除"戒严令",中国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其它评论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意义在于,这世界上不是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组织都屈服于金钱和权势的力量。当正义在中国和中国人中变得非常微弱的时候,在世界上还有人向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
刘晓波得奖,意味着中共肆意侵犯公民名誉权历史的终结。这是60年来中国人第一次获得中共无法侵犯的名誉。
今夜属于刘晓波!今夜属于全体签署08宪章的人们!今夜还属于这么多年来前赴后继追求中国民主进步的全体中国人!让我们尽情地欢庆!让毫无人性的残暴统治者发抖去吧!
随着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共产党将永久地被钉在耻辱柱上!
晓波师获奖,并不意味着他会获得自由。但刘晓波的自由之日的确可能预示了中国人的自由!
刘晓波是我尊敬的一位学者。我尊重的主要不是他的学问,而是他的骨气、他的豁达;他对社会的责任感令我敬佩。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什么私交。冯正虎评价刘晓波的文章《写在刘晓波审判前后》http://is.gd/fPsSK
共产党需要在未来的动乱或崩溃时期有一个可以谈判的反对党领袖。而刘晓波是他们熟悉的人,他们有跟刘晓波打交道的充分经验,知道如何对付这个人。
余杰:刘晓波将胡锦涛送上了审判席。
刘晓波曾给纽约客的记者解释写公开信的原因。"不是挑衅,是责任。"他认为公开信非常温和。"西方国家一直在敦促中国政府履行人权承诺,但是如果国内的人不发声,政府会说,看,这是国外人士一厢情愿,中国人自己并没有这个要求。"
祝贺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望其能早日出狱,民主自由是不可逆的历史趋势,任何违背这一趋势的当局都终将自食其果。
中国政府肯定很恨诺贝尔,他妈的设立什么诺贝尔奖,有物理奖、化学奖不就好了吗,后人就不要设什么和平奖、文学奖?凡是华人拿到这两个奖都是亵渎诺贝尔奖。
他是中国人,他是他是中国版曼德拉,他曾经坐过监狱,后放出,但又入狱,至今还在监狱里,他的名字叫刘……晓……波
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是中国政府的失败,但对世界人权来说是一大胜利!
估计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和北京市高级法院做梦也想不到,由他们判处的一个被告人竟然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这样的经典案例,值得载入司法审判史。
谷歌和诺奖委员会表明,这世界上,有一种最可贵的东西,叫道义,叫信念,利益在其面前,不值一提。
小波获奖,是对土共近年来花重金打造的国家形象毁灭性一击!别以为砸钱办了奥运世博就人家就尊重你了,公道自在人心。
面对越维稳越不稳的国内局面,本次和平奖事件本来是一次很好的向国际、国内社会释放善意的机会,例如让刘晓波回家治病。可惜当局用的还是60多年前的一套,以为武力能解决一切,在提名和公布后,竟然再一次反其道而行,不仅屏蔽消息还抓庆祝的百姓,彻头彻尾就是不懂公关的土包子。
以前某些人假装不知道刘晓波,现在他们还能继续假装吗?
刘晓波获奖了,由于信息封锁,大陆很多人还不知道刘晓波是谁,还不知道和平奖已经颁发。所以在欢庆之时,我们要让身边更多的人知道刘晓波、知道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刘晓波在网上发表了自己的政治诉求,因此被判11年徒刑。而他的诉求大部分内容都能在中国宪法里面找到。现在他因为诺贝尔和平奖成了全世界最知名的囚犯之一,多么令人尴尬呀!
刘晓波的得奖真是给中国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这已经是中国公民第二次得这个奖了。这次政府要如何来丑化刘晓波?丑化诺贝尔和平奖?
当局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那就是在它的黑牢里,关着一位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但却无力摧毁他那颗伟大的心。所谓三军可夺帅而匹夫不可夺志,说得就是刘晓波。
为中国干杯!我把刘晓波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看成是给中国的,给受苦人的,给百年黑暗谢幕的,给我们所有希望中国变革成一个和平、理性、文明、尊严的大国的人的。这些也包括真心关心中国民主而不赞成他获奖的人。
记者采访刘晓波,问之:请问您为什么要参选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轻抚身旁的孩子,答:不是我要拿这个奖的,是全国人民选举我来拿的 (涛哥此刻内流满面)。
刘晓波:一旦中国变成自由国家,对于人类文明就将具有难以估量的正面价值,它必将是继苏联共产政权崩溃之后,再次带来残存独裁体制的又一次世界性雪崩,朝鲜、缅甸、古巴等独裁政权将难以为继,那些固守独裁体制的中东国家也将受到强烈的震撼。
刘晓波获诺奖标志着中国的社会运动到达了一个临界点。在经过这一临界点之后,处于劣势的公民社会将反客为主,成为中国社会运动的主导力量。
不过说回来,刘晓波总比达赖好,起码08宪章还是一份值得实现的纲领,虽然我不觉得这个纲领能和平实现,也不觉得可以由刘晓波实现,毕竟纲领和实现它是两码事,所谓知易行难。
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最屈辱的不是党和政府,它们知道这是报应。最屈辱的,是那些警察,国保,保安,红袖章老太太,党报记者,还有,新浪的小秘书。
昨天,诺贝尔和平奖颁布给了刘晓波,我才发现:世界主流文明已告诉胡温,政改就是向着08宪章开启的宪政之路去改!胡温听清楚没?
王小山同志有本书叫《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果然,昨天他的老师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裆中央都阳萎了,喉舌都哑巴了,可刘晓波获奖的消息仍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在中国大地传播!
当局担心人们借获奖效应,纷纷走出家门,走向街头。可惜的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八九时的情怀与冲动,早被拜金主义神龛所俘获。不管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刚入校们青年一代。但民众中普遍的不满正如欲将破壳的岩浆一般,终将爆发。
刘晓波获奖,中国政府的反应很程式化,让人事先都能料到。难怪古人言:智可及,愚不可及!
自今天上溯六十一年,共产党建政以来,为信仰自由,捍卫自由,实践自由而作出贡献和付出代价的所有人,今天颁给刘晓波的诺贝尔奖也是对他们的认知和致敬。
刘晓波真强大。他让中文推圈各派力量空前团结。从昨天下午至今没有发现口臭推,没有发现互指五毛的攻击贴。
刘晓波是二战以来首位在囚获奖者,已经够丢人的了,还顺便创了一个记录,世博算是白办了。
去年提名就应该把人放了,人家给过你机会你不当回事,现在所有人都记得住把刘晓波关起来的是胡温政府,年底之前别出国了。
诺奖评委给温家宝政改一个契机:政治改革突破瓶颈,从释放刘晓波开始!
評委會主席:如果我們不投票給劉曉波,我們等於是背叛了中國境內的人權。我們不能坐視中國境內持續發生的人權侵害!
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无耻啊!无耻啊!!这是某集团的无耻,但恰好是李先生的光荣!——出自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
司马南今天的《获奖的汉奸依然是汉奸》,对身陷囹圄的刘晓波实在是落井下石的卑劣行径,是助纣为虐的拙劣表演,是向主人摇尾效忠的好机会,也是一次挺身而出的自我大暴露!
甚至连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也直言北京应该反省今次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指国际社会认同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争取人权自由。刘晓波以往所做一切是合乎宪法规定,北京将他囚禁,只会与国际社会认同的普世价值越走越远,对中国文明进步不利。
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可以宣示独裁铁幕即将撕裂,中共可以准备自己的后事了!
刘敏感词代表了面对暴政的华人中不屈服的部分,使生活于这段黑暗史的人们被后人评价时不至于全民尽墨。
挪威,我真的爱你,你给了中国人民一个太大的走向未来的机会! Thank you Norway, you just gave Chinese people a chance towards the bright future!
镰刀把民主一劈两半,一半是民,一半是主;
镰刀把人权一劈两半,一半是人,一半是权;
镰刀把你,一劈两半,一半将牢底坐穿,一半已照亮黑暗;
——致刘先生
政府限制乃至抓捕庆祝刘晓波获奖的民间人士,向全世界证明了:
1 给中国的异议人士颁诺奖绝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2 这个政权愚蠢至极
茅于轼,石天河,戴晴,铁流,郑海天,郭道晖,杜光10月8日在互联网上发表公开信,祝贺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奖。戴晴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目前还仅有7人签名,但她相信其他人会逐渐加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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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rogram-think.blogspot.com/2010/10/nobel-peace-prize-twee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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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政治
5 评论:
匿名说...
wiki的评论：08宪章显得过于幼稚
2010-10-9 15:12:00
lf 说...
只有民主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
2010-10-9 17:07:00
good 说...
虽然08宪章很幼稚，其实我们所要的民主就很简单咯，言论，结社，集会，出版自由。你看现在，那点我们自由啦，又有什么东西保障了。
2010-10-9 23:33:00
Nevesa 说...
昨天收到一條短信,短信內容如下:"外交部: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是對該獎褻瀆."這是中國電信自動發的短信,由這條短信,穿越GFW,使我認識了劉曉波,使我知道有<08憲章>.劉的獲獎,使我看到國民民主自由的希望,雖然不是今天、明天...但終有一日會實現.
2010-10-10 2:13:00
匿名说...
只要能有效遏制政党官僚机构的腐败，无论谁当政，老百姓都欢迎。现在并不是那个党当政和自由问题，而是腐败问题，有些人被某些集团利用了而已，刘晓波也是。给你和平奖真以为你的觉悟那么高？把你当做进攻的工具而已
2010-10-10 9:08:00
看看网友如何评论刘晓波得诺贝尔和平奖
昨天（10月8日）下午5点，网上传来消息：刘晓波喜获诺贝尔和平奖（不认识刘晓波的网友，请看“这里”的介绍。看完刘晓波的介绍之后，俺强烈建议，顺便再看看零八宪章的介绍）。
然后，Twitter上就炸锅了，关于刘晓波的tweet如潮水般涌出。俺怀着极大的兴趣，看了Google实时搜索的Twitter评论（请翻墙后猛击“这里”），一直看到凌晨。
以下是俺收集整理的网友评论，大部分来自Twitter。俺会抽空不断更新本帖子，把精彩的评论添加进来。
★纯属幽默讽刺的评论
据说台湾和大陆在诺贝尔奖问题上是有分工的:台湾负责自然科学的类别,大陆则专攻和平奖。
诺贝尔和平奖即将揭晓。今晚新华社,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外交部等媒体和部门肯定准备好了2份稿件准备二选一发布。一份是赞美和平奖得主的,一份是谴责诺贝尔评委会的。
快讯:北京时间17:00,中国公民敏感词荣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
问: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主管单位是哪个?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监狱管理局。
CNN:温先生,请问你对贵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有何看法?
温+宝:我浏览了很多网站,没看到这消息啊!
问:有没有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
答:有,但他们都拿着外国国籍。(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赛珍珠、钱永健)
问:有没有中国公民获得过诺贝尔奖?
答:有,但他们都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李政道、杨振宁)
问:有没有新中国的公民获得过诺贝尔奖?
答:有,但他不承认自己是中国公民。(高行健)
问:有没有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新中国公民获得诺贝尔奖?
答:有,但是我们不承认他是中国公民。(达赖)
问:有没有承认自己是中国公民,国家也承认他是新中国公民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答:有,但他在新中国的监狱里。(刘晓波)
中共外交部一定有刘晓波的暗桩,否则怎么正在挪威方面作最后决定的时候,突然点明事态,逼得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BBC等都疯狂发稿大谈刘晓波?
刘晓波果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了,多亏了共产党外交部的大力协助呀,哈哈!
本人强烈建议中共中央,立即逮捕那些抓捕刘晓波并判他11年徒刑的人,是他们阴谋策划,最终制造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们才是共产党最大的敌人啊!
今天记者肯定会问诺贝尔奖的事。温宝宝的四种选择:
(1)"刘晓波是中国的一个罪犯,给他授奖是对诺奖的亵渎。"(可能性20%)
(2)"我和晓波的心是相通的。"(可能性2%)
(3)装聋作哑,好像没听到。(可能性75%)
(4)"哎呀,我肚子痛,赶紧送我上医院!"(可能性3%)
南京一爱国青年在得知挪威将诺奖颁给刘晓波后,非常气愤,走上街头发起了一场"抵制挪货,从我做起"的万人签名活动,呼吁广大市民抵制挪货,其中一位情绪激昂的市民在多人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当场点燃了一本《挪威的森林》。
宣称"我没有敌人"的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兲朝老大哥非常恼火,冥思苦想后确定了一个更响亮的口号——"我没有朋友"!
评奖的这帮人太狠了,每当钱不够时,就发给一个无法领奖的人。
刘晓波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还要归功于胡四的愚蠢。去年我就耻笑中南海连在圣诞节审判刘晓波这样的馊主意都想得出来,群体智慧低到何种程度。果不其然,哪天中共倒台,这帮人居功至伟!
我认为这次中国政府是弄巧成拙了。搞得人家如果不把这个奖给刘晓波,倒好像成了中国政府的二孙子似得。
由于新闻联播在诺贝尔和平奖揭晓的日子竟然只字不提,刘晓波在狱中一定知道他已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诺贝尔官网网友留言:"我不知道刘先生是谁,但是我为中国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而高兴。她一定是一名好党员,我们中国人民的好干部,为人民做实事的好领导。"
据传,澳大利亚一亲北京的华人社团迫不及待地向北京发回了第一条贺信: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出了中国大陆上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粉碎了杨恒均之流污蔑中国政府永远培养不出诺贝尔得奖者的谣言……^_^
影帝遇见千载难逢的政改机会了。影帝应该回国后带着一票记者直奔锦州监狱,然后拉开门就痛哭:晓波,我这次又来晚了,他们判你我真是不知道的啊!
61年了,锦州监狱完成了从"关战犯"到"关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质的飞跃!
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却讨厌和平奖。
今晚我专门看了新闻联播,最后一个新闻是大熊猫怀孕了。发现央视进步了,如此深沉。国宝受惊(精)了,这个信息就够了,央视在这个节骨眼上表现出来的幽默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共和国监狱不但关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还关过皇帝、国家主席、元帅、将军、班禅、等。监狱,是个人才济济的地方!
新华社:中国一名服刑人员在改造期间轻而易举获得了诺贝尔奖,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优越性。
胡锦涛:刘晓波交代了吗?
专案组:他彻底交代了,我们查证属实。
胡锦涛:联邦共和国出自何处?
专案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公报。原文提法是:建立一个自由的联邦共和国。多了个"自由"。
胡锦涛:那……那军队国家化呢?
专案组:也查清了!出自《周恩来选集》。原文提法是:必须实现军队国家化。多了个"必须实现"。
胡锦涛:那……那……那赞美西方民主制度出自何处?
专案组:《新华日报》社论。原文提法是:美国代表了民主社会。多了个"美国代表"。
胡锦涛:那……那……那解除党禁呢?
专案组:毛太祖反对国民党时提出来的口号!原文提法多了个"打倒一党专政"!
胡锦涛:那……那……那……那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呢?
专案组:这些,宪法里全有!
无数叫"刘晓波"的人都惨了,短信都不能提及。据说刘晓波获奖后,CCAV那个叫刘晓波的记者泪流满面。回家直怨爹妈乱起名字,害得再也不能出境了 :(
前些日子是全中国人要求日本放人，现在是全世界人要求中国放人。
忽然想到一个刑法的技术问题:拿了诺奖减刑不?
根据刑法第78条的规定，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
(6)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刘晓波获奖是我党政法委无数次严密实验的科学结晶:
高智晟判三年不行,胡佳判三年半不行,陈光诚判四年半不行,谭作人判五年也不行……
终于,刘晓波判11年——球进了!
感谢国家!感谢党!
微博管理员:尊敬的用户,行行好吧,从六点删到现在我连晚饭都没吃那,手都删软了!
★对真理部的评论
各大门户的诺贝尔专题
新浪 http://news.sina.com.cn/z/2010Nobel/ 被删
网易 http://news.163.com/special/2010NobelPrize/ 页面保留,留下了三个字"已删除"
搜狐 http://news.sohu.com/s2010/nobel10/ 自动跳转到其它页面
看到各门户网站的诺贝尔专题纷纷挂掉,我就知道中国人终于得了个诺贝尔奖。
现在,四大门户专题被撤,中国移动、联通短信过滤刘晓波三字,各大搜索过滤该词,新闻评论、博客和微博审核员加班,除添加自动词条外大幅增强人工干预力度,刘妻被警方紧急带离北京。图为刘晓波妻子刘霞家外站满世界各地记者 http://imgur.com/26nhw
刚亲测短信,发"刘晓波"三个字会被墙,三字中间加空格也会被墙。
你妈联通的,发短信用句号隔开刘晓波都发送失败。
苹果日报: 当确认刘晓波获奖后,不仅中国各平面与电子媒体一致封口,连各大饭店内自行架设卫星接收的CNN/NHK/BBC等国际频道,也在播报相关新闻时遭中国当局盖台,画面顿时变黑。
想必昨天晚上领导们连夜开会了,丑化刘晓波的宣传应该要开始了吧。
博讯: 胡锦涛李长春下令封杀刘晓波获诺奖新闻
明天如果一个国内大报没有把刘晓波获奖作为主要新闻,你就可以知道该报的真正老板是真理部。
中宣部最新指令:有关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通稿照发,但所有媒体(含一切纸媒、网媒)不得登载。
1989年的CCTV: 抓住刘晓波的黑手 http://cl.ly/e68e9509762bc370d05d
八九血案后,中国官方日人民报发表《抓住刘晓波黑手》以诬他;明天的日人民报会不会来一篇《抓住诺贝尔奖的黑手》以诬炸药奖,来个前后呼应、宝献双璧呢?
网易关于外交部对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的新闻直接关闭了评论,不敢开放,不然估计审计专员要累死。
北京多名维权人士庆祝刘晓波获奖被抓到派出所。
刘晓波的存在和刘晓波的思考使这个政权感到难堪,因为他们害怕真相。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就会使当局难以继续封锁刘晓波。六四以后,当局有一种屏蔽的政策,试图使大家忘却曾经有六四这样一个事件。
当年911,全球头版美国遇袭,兲朝头版领导讲话;今年108,全球头版刘晓波获奖,兲朝头版朝鲜领导易人。9年时间,兲朝总算有了国际视野。
昨天全球头条新闻都是刘晓波得奖了,兲朝头条是金正日儿子接班了。今天全球头条都是各国元首要求释放刘晓波,兲朝头条是折腾帝祝贺劳动党生日快乐了。
太给力了!《北京青年报》不要命了? http://twitpic.com/2vpoow
恭喜诺贝尔官网被墙,获得GFW认证!
网友甲:如果网易不删帖,几十年以后,网易就能得诺贝尔和平奖!
网友乙:如果网易不删贴,十几天以后,网易就没有了!
★对中共外交部的评论
中国照会挪威驻华大使,抗议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对于独裁政权来讲,很难理解在民主国家,有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机构存在。
中国驻挪威大使馆对挪威政府表示抗议。
挪威政府表示不解:诺贝尔是独立基金会啊!
中国政府更为不解:独立基金会是神马?难道不都是受政府控制的吗?
挪威政府:……
对于一个没有任何独立机构的中国官方来说,诺贝尔和平奖不受政府控制是不可思议的;中共认定:一旦颁予中国异见人士,挪威政府肯定是幕后黑手。中国政府常能操纵一切,便认为所有政府都像他们一样是幕后黑手。
如果一个政府为不让自己本国国民获得诺贝尔奖而努力,这得混蛋到一定水平才行啊。
外交部长:我要向你表达我国政府对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愤怒和失望!
挪威大使:跟我有什么关系?奖又不是我发的,我又不代表委员会。
热烈祝贺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 但外交部发言人说"诺贝尔委会授予刘晓波和平奖是对该奖的亵渎",我还认为把刘晓波关押起来是对宪法的亵渎呢 http://zuo.in/dwOwY4
中国刚刚召见了挪威驻华大使,抗议挪威诺委会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给刘晓波——外交部真够不要脸的!
土共政权在刘晓波获奖前后令人作呕的反人类表演丢尽了十几亿中国人的脸,马朝旭你已经青史留名了!
★海外的反应
今晚全球各大百年报业一致头条 http://goo.gl/tGJb
全球各大媒体: 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机时报,今日美国,英国卫报,英国泰晤士报,法国回声报,德国明镜周刊,朝日新闻,读卖新闻,GBS,NHK,半岛电视台等报道刘晓波获诺奖的新闻集锦 http://is.gd/fSfo4
美国之音: 奥巴马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 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北京政府释放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刘晓波星期五被评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诺贝尔奖委员会表示,他们将这项荣誉颁发给刘晓波是因为"他在中国为了基本人权作出的长期和... http://bit.ly/b70FSq
美国之音: 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书面声明中给予刘晓波高度评价。她说,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成为人类历史上争取非暴力、正义和自由的领袖人物之一。
美国之音: 《刘晓波到底是什么人?》 http://is.gd/fSxUZ
美国之音: 俄国媒体:刘晓波是中国萨哈罗夫: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在俄罗斯引起热烈反响。媒体把刘晓波称做中国的萨哈罗夫。人权人士称刘晓波获奖当之无愧。有专家认为,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扮演更重要角色,必须使政治体制民主化,刘晓波获奖是向中国发出… http://bit.ly/aoypZh
美国之音: 香港各界对刘晓波获奖的反应: 中国内地的异见人士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在香港引起强烈反响,不同阶层,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做出不同的反应。星期六,绝大多数香港主流媒体都以显著位置长篇报道了刘晓波获奖一事… http://bit.ly/bMDbxr
BBC中文网: 法国政府呼吁释放刘晓波 http://j.mp/bJbSOR 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后,法国呼吁中国立即释放被监禁的刘晓波。
BBC中文网: 港媒评论:刘晓波"因言入罪、因言获奖" 香港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大篇幅报道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并刊发了大量评论和照片。 http://bbc.in/deBVxX
BBC中文网: 美国呼吁北京释放刘晓波: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分别呼吁中国尽快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 http://bbc.in/9UnfYq
BBC中文网: 刘晓波获奖 海外异议人士反应不一:因起草《零八宪章》被中共当局投入监狱的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海外民运和异议人士作出反应。 http://bbc.in/9hkT5C
BBC中文网: 简讯:刘晓波获奖中国向挪威抗议: 中国周五召见挪威驻中国大使,就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提出抗议。 http://bbc.in/9lONiC
BBC中文网: 马英九祝贺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 台湾总统、行政院长分别表示祝贺,在野的民进党则呼吁台湾政府能支持中国民主化进程。 http://bbc.in/dbbhQ8
BBC中文网: 澳大利亚再次呼吁释放刘晓波: 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表示,将继续以刘晓波的名义向中国政府交涉。 http://bbc.in/aRD5hD
BBC中文网: 英国媒体广泛报道刘晓波获诺贝尔奖: 英国各大报章详尽报道刘晓波得到和平奖的消息,分析指这是对中国政府的专制的谴责。 http://bbc.in/brZwe7
德国之声: 德国政府要求立即释放刘晓波: http://bit.ly/bzX0SF
德国之声: 获奖之后,刘晓波家被封锁,自发庆祝者被抓。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出后,中国政府国保阻止刘晓波妻子刘霞与传媒见面,中国四大门户网站诺奖专题被撤下,带有相关敏感词的短信被过滤,至晚间20时…… http://bit.ly/byP6k1
德国之声: 刘晓波获奖受到国际关注:德国、挪威和法国政府均对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表示祝贺,并呼吁立即释放这位狱中作家。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呼吁中国释放所有良心犯。德国媒体也对刘晓波获奖给予极大关注。 http://bit.ly/9OfLui
德国之音: 中国多个城市警方抓捕刘晓波支持者: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中国当局从宣布获奖的一刻起，开始对自发庆祝的中国公众进行抓捕。 http://bit.ly/b6Ei6Q
自由亚洲电台: 大陆封锁刘晓波获奖消息,庆祝人士被捕: 刘晓波获奖的消息震撼不少中国人,尽管当局全力封杀有关消息,包括阻止手机发出有关内容的短信、各大门户网站不断删走有关内容的网帖、及对与诺贝尔奖有关的其他报道进行大清洗,但无阻网民以各种……
http://twurl.nl/n7wb2m
华尔街日报连发两篇评论,谈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
第一篇说: 一直没有中国人因为他在中国的努力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直到刘晓波通过服刑11年这种为了民主而工作的方式获奖。这个对他的勇气和正直表达认同的奖终将有一天会成为所有中国人的骄傲。
第二篇评论是林培瑞写的: 他分析说胡锦涛在05年发表了一篇预防颜色革命的报告,指出要防止中国出现叶利钦/瓦文萨/曼德拉这样的人,所以共产党一直执行的是枪打出头鸟的政策,刘晓波就是他们眼中的出头鸟和大家伙,但是他们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
纽约客谈刘晓波: 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困境,远非外国人可想象。压力不但来自公安,还有雇主,甚至父母。最难堪是来自于知识界/思想界同侪。他们会认为你是为了单纯的对抗而不是求切实的成果。甚至是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符合西方审美的异议分子。
旺報社評－劉曉波的獲罪與獲獎…大陆那么多出色的评论人却无法在大陆的报章上对此事置一词,真悲哀!
香港電台: 公民黨到中聯辦要求釋放劉曉波!
跟几位以色列人谈了刘晓波获奖后续:饭醉分子被抓,刘霞被隔离……
这几位以色列同学说:1 看来这个奖发对了 2 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么蠢?
★呼吁弘扬刘晓波和08宪章
告诉你的朋友/家人/同事:谁是刘晓波?他为什么被反华势力爱戴?
要向周围的朋友家人介绍刘晓波,最直接到达的方法无非就是当面讲、语音呼叫讲。什么短信、email、IM过滤统统去死!
如果你的父母搞不清刘晓波是干什么的,你就乘机给他们看一回08宪章吧,他们能看懂的。
要将刘晓波获奖的价值最大化,即是要让最多的中国大陆人知道这件事,无论他认为这是西方的政治阴谋,还是什么。总之,首要的是让尽可能多的大陆人知道刘晓波,知道他获奖。只有这样,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的效应才能出来。否则被党继续扼杀着,这个效应就只局限于海外了,努力不能白费!
要发挥个人可利用的所有的媒介传播形式,包括口头传播、QQ传播、社区传播等尽可能多的形式,冲破党对刘晓波获奖信息的封锁,让几亿人知道刘晓波获奖了。呼吁所有的报纸媒体,即使明天刊登的是外交部的抗议,也希望去刊登出刘晓波获奖的消息,不要让这个消息胎死腹中。
谁再问我刘晓波是谁,干了什么。如果我觉得说08宪章对他们有点高深,那就这么回答:
你每天看到贪官污吏横行霸道、强拆自焚、歹徒弑童、宝马碾压、三聚氰胺、毒大米地沟油、藏猫猫、喝水水、做梦梦等,你有感到生气和郁闷吗?刘晓波就是拿出了一个这些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人。
对国内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去告诉人们刘晓波为何得奖,让人们看看08宪章是怎么写的。普及现代社会的基础关键,是以人为本,政府民立。只有分清楚了国家、政府、民族这些基本观念,才能真正的出这次获奖的有效意义。
★回顾历史的评论
去年胡祝贺奥巴马,今年奥巴马祝贺刘晓波。情何以堪?
诺贝尔和平奖这么多年来,只有两位是在监狱中获奖:
其一是反战人士、德国人卡尔·冯·奥西厄茨基;其二是中国刘晓波。
前者的国籍是纳粹德国,后者中国。这两个国家的相同性可谓一目了然。
百年来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著名异见人士包括多人。但自二战结束以来,只有刘晓波是身在监狱期间获颁和平奖。昂山素姬获奖时只属软禁,曼德拉则于1990年已出狱。
问:上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坐牢人士是谁么?
答:卡尔·冯·阿希厄茨基。
问:那时他的国家谁在执政?
答:希特勒!
三十多年了,从魏京生到刘晓波,希望宛若微弱之光,在风雨飘摇中若隐若现,忽明忽暗。我等之辈,耳闻了西单民主墙,旁观了反自由化,亲历了六四,从热血青年直奔悲情中年。可希望呢,还依旧在坟茔遍布的中国鬼火点点,无法燎原。
刚刚一个1989年6月4日出生的同学问我刘晓波是谁,他获奖又是怎么回事……于是他也刚刚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多么的不平凡……
希望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成为1979年教皇访问波兰那样的标志性事件!
(历史上的今天)10月8日:台湾解除"戒严令",中国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其它评论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意义在于,这世界上不是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组织都屈服于金钱和权势的力量。当正义在中国和中国人中变得非常微弱的时候,在世界上还有人向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
刘晓波得奖,意味着中共肆意侵犯公民名誉权历史的终结。这是60年来中国人第一次获得中共无法侵犯的名誉。
今夜属于刘晓波!今夜属于全体签署08宪章的人们!今夜还属于这么多年来前赴后继追求中国民主进步的全体中国人!让我们尽情地欢庆!让毫无人性的残暴统治者发抖去吧!
随着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共产党将永久地被钉在耻辱柱上!
晓波师获奖,并不意味着他会获得自由。但刘晓波的自由之日的确可能预示了中国人的自由!
刘晓波是我尊敬的一位学者。我尊重的主要不是他的学问,而是他的骨气、他的豁达;他对社会的责任感令我敬佩。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什么私交。冯正虎评价刘晓波的文章《写在刘晓波审判前后》http://is.gd/fPsSK
共产党需要在未来的动乱或崩溃时期有一个可以谈判的反对党领袖。而刘晓波是他们熟悉的人,他们有跟刘晓波打交道的充分经验,知道如何对付这个人。
余杰:刘晓波将胡锦涛送上了审判席。
刘晓波曾给纽约客的记者解释写公开信的原因。"不是挑衅,是责任。"他认为公开信非常温和。"西方国家一直在敦促中国政府履行人权承诺,但是如果国内的人不发声,政府会说,看,这是国外人士一厢情愿,中国人自己并没有这个要求。"
祝贺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望其能早日出狱,民主自由是不可逆的历史趋势,任何违背这一趋势的当局都终将自食其果。
中国政府肯定很恨诺贝尔,他妈的设立什么诺贝尔奖,有物理奖、化学奖不就好了吗,后人就不要设什么和平奖、文学奖?凡是华人拿到这两个奖都是亵渎诺贝尔奖。
他是中国人,他是他是中国版曼德拉,他曾经坐过监狱,后放出,但又入狱,至今还在监狱里,他的名字叫刘……晓……波
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是中国政府的失败,但对世界人权来说是一大胜利!
估计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和北京市高级法院做梦也想不到,由他们判处的一个被告人竟然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这样的经典案例,值得载入司法审判史。
谷歌和诺奖委员会表明,这世界上,有一种最可贵的东西,叫道义,叫信念,利益在其面前,不值一提。
小波获奖,是对土共近年来花重金打造的国家形象毁灭性一击!别以为砸钱办了奥运世博就人家就尊重你了,公道自在人心。
面对越维稳越不稳的国内局面,本次和平奖事件本来是一次很好的向国际、国内社会释放善意的机会,例如让刘晓波回家治病。可惜当局用的还是60多年前的一套,以为武力能解决一切,在提名和公布后,竟然再一次反其道而行,不仅屏蔽消息还抓庆祝的百姓,彻头彻尾就是不懂公关的土包子。
以前某些人假装不知道刘晓波,现在他们还能继续假装吗?
刘晓波获奖了,由于信息封锁,大陆很多人还不知道刘晓波是谁,还不知道和平奖已经颁发。所以在欢庆之时,我们要让身边更多的人知道刘晓波、知道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刘晓波在网上发表了自己的政治诉求,因此被判11年徒刑。而他的诉求大部分内容都能在中国宪法里面找到。现在他因为诺贝尔和平奖成了全世界最知名的囚犯之一,多么令人尴尬呀!
刘晓波的得奖真是给中国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这已经是中国公民第二次得这个奖了。这次政府要如何来丑化刘晓波?丑化诺贝尔和平奖?
当局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那就是在它的黑牢里,关着一位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但却无力摧毁他那颗伟大的心。所谓三军可夺帅而匹夫不可夺志,说得就是刘晓波。
为中国干杯!我把刘晓波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看成是给中国的,给受苦人的,给百年黑暗谢幕的,给我们所有希望中国变革成一个和平、理性、文明、尊严的大国的人的。这些也包括真心关心中国民主而不赞成他获奖的人。
记者采访刘晓波,问之:请问您为什么要参选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轻抚身旁的孩子,答:不是我要拿这个奖的,是全国人民选举我来拿的 (涛哥此刻内流满面)。
刘晓波:一旦中国变成自由国家,对于人类文明就将具有难以估量的正面价值,它必将是继苏联共产政权崩溃之后,再次带来残存独裁体制的又一次世界性雪崩,朝鲜、缅甸、古巴等独裁政权将难以为继,那些固守独裁体制的中东国家也将受到强烈的震撼。
刘晓波获诺奖标志着中国的社会运动到达了一个临界点。在经过这一临界点之后,处于劣势的公民社会将反客为主,成为中国社会运动的主导力量。
不过说回来,刘晓波总比达赖好,起码08宪章还是一份值得实现的纲领,虽然我不觉得这个纲领能和平实现,也不觉得可以由刘晓波实现,毕竟纲领和实现它是两码事,所谓知易行难。
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最屈辱的不是党和政府,它们知道这是报应。最屈辱的,是那些警察,国保,保安,红袖章老太太,党报记者,还有,新浪的小秘书。
昨天,诺贝尔和平奖颁布给了刘晓波,我才发现:世界主流文明已告诉胡温,政改就是向着08宪章开启的宪政之路去改!胡温听清楚没?
王小山同志有本书叫《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果然,昨天他的老师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裆中央都阳萎了,喉舌都哑巴了,可刘晓波获奖的消息仍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在中国大地传播!
当局担心人们借获奖效应,纷纷走出家门,走向街头。可惜的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八九时的情怀与冲动,早被拜金主义神龛所俘获。不管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刚入校们青年一代。但民众中普遍的不满正如欲将破壳的岩浆一般,终将爆发。
刘晓波获奖,中国政府的反应很程式化,让人事先都能料到。难怪古人言:智可及,愚不可及!
自今天上溯六十一年,共产党建政以来,为信仰自由,捍卫自由,实践自由而作出贡献和付出代价的所有人,今天颁给刘晓波的诺贝尔奖也是对他们的认知和致敬。
刘晓波真强大。他让中文推圈各派力量空前团结。从昨天下午至今没有发现口臭推,没有发现互指五毛的攻击贴。
刘晓波是二战以来首位在囚获奖者,已经够丢人的了,还顺便创了一个记录,世博算是白办了。
去年提名就应该把人放了,人家给过你机会你不当回事,现在所有人都记得住把刘晓波关起来的是胡温政府,年底之前别出国了。
诺奖评委给温家宝政改一个契机:政治改革突破瓶颈,从释放刘晓波开始!
評委會主席:如果我們不投票給劉曉波,我們等於是背叛了中國境內的人權。我們不能坐視中國境內持續發生的人權侵害!
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无耻啊!无耻啊!!这是某集团的无耻,但恰好是李先生的光荣!——出自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
司马南今天的《获奖的汉奸依然是汉奸》,对身陷囹圄的刘晓波实在是落井下石的卑劣行径,是助纣为虐的拙劣表演,是向主人摇尾效忠的好机会,也是一次挺身而出的自我大暴露!
甚至连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也直言北京应该反省今次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指国际社会认同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争取人权自由。刘晓波以往所做一切是合乎宪法规定,北京将他囚禁,只会与国际社会认同的普世价值越走越远,对中国文明进步不利。
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可以宣示独裁铁幕即将撕裂,中共可以准备自己的后事了!
刘敏感词代表了面对暴政的华人中不屈服的部分,使生活于这段黑暗史的人们被后人评价时不至于全民尽墨。
挪威,我真的爱你,你给了中国人民一个太大的走向未来的机会! Thank you Norway, you just gave Chinese people a chance towards the bright future!
镰刀把民主一劈两半,一半是民,一半是主;
镰刀把人权一劈两半,一半是人,一半是权;
镰刀把你,一劈两半,一半将牢底坐穿,一半已照亮黑暗;
——致刘先生
政府限制乃至抓捕庆祝刘晓波获奖的民间人士,向全世界证明了:
1 给中国的异议人士颁诺奖绝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2 这个政权愚蠢至极
茅于轼,石天河,戴晴,铁流,郑海天,郭道晖,杜光10月8日在互联网上发表公开信,祝贺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奖。戴晴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目前还仅有7人签名,但她相信其他人会逐渐加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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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政治
5 评论:
匿名说...
wiki的评论：08宪章显得过于幼稚
2010-10-9 15:12:00
lf 说...
只有民主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
2010-10-9 17:07:00
good 说...
虽然08宪章很幼稚，其实我们所要的民主就很简单咯，言论，结社，集会，出版自由。你看现在，那点我们自由啦，又有什么东西保障了。
2010-10-9 23:33:00
Nevesa 说...
昨天收到一條短信,短信內容如下:"外交部: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是對該獎褻瀆."這是中國電信自動發的短信,由這條短信,穿越GFW,使我認識了劉曉波,使我知道有<08憲章>.劉的獲獎,使我看到國民民主自由的希望,雖然不是今天、明天...但終有一日會實現.
2010-10-10 2:13:00
匿名说...
只要能有效遏制政党官僚机构的腐败，无论谁当政，老百姓都欢迎。现在并不是那个党当政和自由问题，而是腐败问题，有些人被某些集团利用了而已，刘晓波也是。给你和平奖真以为你的觉悟那么高？把你当做进攻的工具而已
2010-10-10 9:08:00
看看网友如何评论刘晓波得诺贝尔和平奖
2010年10月9日
看看网友如何评论刘晓波得诺贝尔和平奖
昨天（10月8日）下午5点，网上传来消息：刘晓波喜获诺贝尔和平奖（不认识刘晓波的网友，请看“这里”的介绍。看完刘晓波的介绍之后，俺强烈建议，顺便再看看零八宪章的介绍）。
然后，Twitter上就炸锅了，关于刘晓波的tweet如潮水般涌出。俺怀着极大的兴趣，看了Google实时搜索的Twitter评论（请翻墙后猛击“这里”），一直看到凌晨。
以下是俺收集整理的网友评论，大部分来自Twitter。俺会抽空不断更新本帖子，把精彩的评论添加进来。
★纯属幽默讽刺的评论
据说台湾和大陆在诺贝尔奖问题上是有分工的:台湾负责自然科学的类别,大陆则专攻和平奖。
诺贝尔和平奖即将揭晓。今晚新华社,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外交部等媒体和部门肯定准备好了2份稿件准备二选一发布。一份是赞美和平奖得主的,一份是谴责诺贝尔评委会的。
快讯:北京时间17:00,中国公民敏感词荣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
问: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主管单位是哪个?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监狱管理局。
CNN:温先生,请问你对贵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有何看法?
温+宝:我浏览了很多网站,没看到这消息啊!
问:有没有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
答:有,但他们都拿着外国国籍。(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赛珍珠、钱永健)
问:有没有中国公民获得过诺贝尔奖?
答:有,但他们都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李政道、杨振宁)
问:有没有新中国的公民获得过诺贝尔奖?
答:有,但他不承认自己是中国公民。(高行健)
问:有没有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新中国公民获得诺贝尔奖?
答:有,但是我们不承认他是中国公民。(达赖)
问:有没有承认自己是中国公民,国家也承认他是新中国公民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答:有,但他在新中国的监狱里。(刘晓波)
中共外交部一定有刘晓波的暗桩,否则怎么正在挪威方面作最后决定的时候,突然点明事态,逼得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BBC等都疯狂发稿大谈刘晓波?
刘晓波果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了,多亏了共产党外交部的大力协助呀,哈哈!
本人强烈建议中共中央,立即逮捕那些抓捕刘晓波并判他11年徒刑的人,是他们阴谋策划,最终制造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们才是共产党最大的敌人啊!
今天记者肯定会问诺贝尔奖的事。温宝宝的四种选择:
(1)"刘晓波是中国的一个罪犯,给他授奖是对诺奖的亵渎。"(可能性20%)
(2)"我和晓波的心是相通的。"(可能性2%)
(3)装聋作哑,好像没听到。(可能性75%)
(4)"哎呀,我肚子痛,赶紧送我上医院!"(可能性3%)
南京一爱国青年在得知挪威将诺奖颁给刘晓波后,非常气愤,走上街头发起了一场"抵制挪货,从我做起"的万人签名活动,呼吁广大市民抵制挪货,其中一位情绪激昂的市民在多人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当场点燃了一本《挪威的森林》。
宣称"我没有敌人"的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兲朝老大哥非常恼火,冥思苦想后确定了一个更响亮的口号——"我没有朋友"!
评奖的这帮人太狠了,每当钱不够时,就发给一个无法领奖的人。
刘晓波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还要归功于胡四的愚蠢。去年我就耻笑中南海连在圣诞节审判刘晓波这样的馊主意都想得出来,群体智慧低到何种程度。果不其然,哪天中共倒台,这帮人居功至伟!
我认为这次中国政府是弄巧成拙了。搞得人家如果不把这个奖给刘晓波,倒好像成了中国政府的二孙子似得。
由于新闻联播在诺贝尔和平奖揭晓的日子竟然只字不提,刘晓波在狱中一定知道他已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诺贝尔官网网友留言:"我不知道刘先生是谁,但是我为中国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而高兴。她一定是一名好党员,我们中国人民的好干部,为人民做实事的好领导。"
据传,澳大利亚一亲北京的华人社团迫不及待地向北京发回了第一条贺信: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出了中国大陆上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粉碎了杨恒均之流污蔑中国政府永远培养不出诺贝尔得奖者的谣言……^_^
影帝遇见千载难逢的政改机会了。影帝应该回国后带着一票记者直奔锦州监狱,然后拉开门就痛哭:晓波,我这次又来晚了,他们判你我真是不知道的啊!
61年了,锦州监狱完成了从"关战犯"到"关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质的飞跃!
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却讨厌和平奖。
今晚我专门看了新闻联播,最后一个新闻是大熊猫怀孕了。发现央视进步了,如此深沉。国宝受惊(精)了,这个信息就够了,央视在这个节骨眼上表现出来的幽默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共和国监狱不但关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还关过皇帝、国家主席、元帅、将军、班禅、等。监狱,是个人才济济的地方!
新华社:中国一名服刑人员在改造期间轻而易举获得了诺贝尔奖,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优越性。
胡锦涛:刘晓波交代了吗?
专案组:他彻底交代了,我们查证属实。
胡锦涛:联邦共和国出自何处?
专案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公报。原文提法是:建立一个自由的联邦共和国。多了个"自由"。
胡锦涛:那……那军队国家化呢?
专案组:也查清了!出自《周恩来选集》。原文提法是:必须实现军队国家化。多了个"必须实现"。
胡锦涛:那……那……那赞美西方民主制度出自何处?
专案组:《新华日报》社论。原文提法是:美国代表了民主社会。多了个"美国代表"。
胡锦涛:那……那……那解除党禁呢?
专案组:毛太祖反对国民党时提出来的口号!原文提法多了个"打倒一党专政"!
胡锦涛:那……那……那……那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呢?
专案组:这些,宪法里全有!
无数叫"刘晓波"的人都惨了,短信都不能提及。据说刘晓波获奖后,CCAV那个叫刘晓波的记者泪流满面。回家直怨爹妈乱起名字,害得再也不能出境了 :(
前些日子是全中国人要求日本放人，现在是全世界人要求中国放人。
忽然想到一个刑法的技术问题:拿了诺奖减刑不?
根据刑法第78条的规定，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
(6)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刘晓波获奖是我党政法委无数次严密实验的科学结晶:
高智晟判三年不行,胡佳判三年半不行,陈光诚判四年半不行,谭作人判五年也不行……
终于,刘晓波判11年——球进了!
感谢国家!感谢党!
微博管理员:尊敬的用户,行行好吧,从六点删到现在我连晚饭都没吃那,手都删软了!
★对真理部的评论
各大门户的诺贝尔专题
新浪 http://news.sina.com.cn/z/2010Nobel/ 被删
网易 http://news.163.com/special/2010NobelPrize/ 页面保留,留下了三个字"已删除"
搜狐 http://news.sohu.com/s2010/nobel10/ 自动跳转到其它页面
看到各门户网站的诺贝尔专题纷纷挂掉,我就知道中国人终于得了个诺贝尔奖。
现在,四大门户专题被撤,中国移动、联通短信过滤刘晓波三字,各大搜索过滤该词,新闻评论、博客和微博审核员加班,除添加自动词条外大幅增强人工干预力度,刘妻被警方紧急带离北京。图为刘晓波妻子刘霞家外站满世界各地记者 http://imgur.com/26nhw
刚亲测短信,发"刘晓波"三个字会被墙,三字中间加空格也会被墙。
你妈联通的,发短信用句号隔开刘晓波都发送失败。
苹果日报: 当确认刘晓波获奖后,不仅中国各平面与电子媒体一致封口,连各大饭店内自行架设卫星接收的CNN/NHK/BBC等国际频道,也在播报相关新闻时遭中国当局盖台,画面顿时变黑。
想必昨天晚上领导们连夜开会了,丑化刘晓波的宣传应该要开始了吧。
博讯: 胡锦涛李长春下令封杀刘晓波获诺奖新闻
明天如果一个国内大报没有把刘晓波获奖作为主要新闻,你就可以知道该报的真正老板是真理部。
中宣部最新指令:有关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通稿照发,但所有媒体(含一切纸媒、网媒)不得登载。
1989年的CCTV: 抓住刘晓波的黑手 http://cl.ly/e68e9509762bc370d05d
八九血案后,中国官方日人民报发表《抓住刘晓波黑手》以诬他;明天的日人民报会不会来一篇《抓住诺贝尔奖的黑手》以诬炸药奖,来个前后呼应、宝献双璧呢?
网易关于外交部对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的新闻直接关闭了评论,不敢开放,不然估计审计专员要累死。
北京多名维权人士庆祝刘晓波获奖被抓到派出所。
刘晓波的存在和刘晓波的思考使这个政权感到难堪,因为他们害怕真相。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就会使当局难以继续封锁刘晓波。六四以后,当局有一种屏蔽的政策,试图使大家忘却曾经有六四这样一个事件。
当年911,全球头版美国遇袭,兲朝头版领导讲话;今年108,全球头版刘晓波获奖,兲朝头版朝鲜领导易人。9年时间,兲朝总算有了国际视野。
昨天全球头条新闻都是刘晓波得奖了,兲朝头条是金正日儿子接班了。今天全球头条都是各国元首要求释放刘晓波,兲朝头条是折腾帝祝贺劳动党生日快乐了。
太给力了!《北京青年报》不要命了? http://twitpic.com/2vpoow
恭喜诺贝尔官网被墙,获得GFW认证!
网友甲:如果网易不删帖,几十年以后,网易就能得诺贝尔和平奖!
网友乙:如果网易不删贴,十几天以后,网易就没有了!
★对中共外交部的评论
中国照会挪威驻华大使,抗议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对于独裁政权来讲,很难理解在民主国家,有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机构存在。
中国驻挪威大使馆对挪威政府表示抗议。
挪威政府表示不解:诺贝尔是独立基金会啊!
中国政府更为不解:独立基金会是神马?难道不都是受政府控制的吗?
挪威政府:……
对于一个没有任何独立机构的中国官方来说,诺贝尔和平奖不受政府控制是不可思议的;中共认定:一旦颁予中国异见人士,挪威政府肯定是幕后黑手。中国政府常能操纵一切,便认为所有政府都像他们一样是幕后黑手。
如果一个政府为不让自己本国国民获得诺贝尔奖而努力,这得混蛋到一定水平才行啊。
外交部长:我要向你表达我国政府对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愤怒和失望!
挪威大使:跟我有什么关系?奖又不是我发的,我又不代表委员会。
热烈祝贺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 但外交部发言人说"诺贝尔委会授予刘晓波和平奖是对该奖的亵渎",我还认为把刘晓波关押起来是对宪法的亵渎呢 http://zuo.in/dwOwY4
中国刚刚召见了挪威驻华大使,抗议挪威诺委会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给刘晓波——外交部真够不要脸的!
土共政权在刘晓波获奖前后令人作呕的反人类表演丢尽了十几亿中国人的脸,马朝旭你已经青史留名了!
★海外的反应
今晚全球各大百年报业一致头条 http://goo.gl/tGJb
全球各大媒体: 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机时报,今日美国,英国卫报,英国泰晤士报,法国回声报,德国明镜周刊,朝日新闻,读卖新闻,GBS,NHK,半岛电视台等报道刘晓波获诺奖的新闻集锦 http://is.gd/fSfo4
美国之音: 奥巴马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 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北京政府释放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刘晓波星期五被评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诺贝尔奖委员会表示,他们将这项荣誉颁发给刘晓波是因为"他在中国为了基本人权作出的长期和... http://bit.ly/b70FSq
美国之音: 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书面声明中给予刘晓波高度评价。她说,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成为人类历史上争取非暴力、正义和自由的领袖人物之一。
美国之音: 《刘晓波到底是什么人?》 http://is.gd/fSxUZ
美国之音: 俄国媒体:刘晓波是中国萨哈罗夫: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在俄罗斯引起热烈反响。媒体把刘晓波称做中国的萨哈罗夫。人权人士称刘晓波获奖当之无愧。有专家认为,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扮演更重要角色,必须使政治体制民主化,刘晓波获奖是向中国发出… http://bit.ly/aoypZh
美国之音: 香港各界对刘晓波获奖的反应: 中国内地的异见人士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在香港引起强烈反响,不同阶层,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做出不同的反应。星期六,绝大多数香港主流媒体都以显著位置长篇报道了刘晓波获奖一事… http://bit.ly/bMDbxr
BBC中文网: 法国政府呼吁释放刘晓波 http://j.mp/bJbSOR 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后,法国呼吁中国立即释放被监禁的刘晓波。
BBC中文网: 港媒评论:刘晓波"因言入罪、因言获奖" 香港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大篇幅报道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并刊发了大量评论和照片。 http://bbc.in/deBVxX
BBC中文网: 美国呼吁北京释放刘晓波: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分别呼吁中国尽快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 http://bbc.in/9UnfYq
BBC中文网: 刘晓波获奖 海外异议人士反应不一:因起草《零八宪章》被中共当局投入监狱的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海外民运和异议人士作出反应。 http://bbc.in/9hkT5C
BBC中文网: 简讯:刘晓波获奖中国向挪威抗议: 中国周五召见挪威驻中国大使,就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提出抗议。 http://bbc.in/9lONiC
BBC中文网: 马英九祝贺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 台湾总统、行政院长分别表示祝贺,在野的民进党则呼吁台湾政府能支持中国民主化进程。 http://bbc.in/dbbhQ8
BBC中文网: 澳大利亚再次呼吁释放刘晓波: 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表示,将继续以刘晓波的名义向中国政府交涉。 http://bbc.in/aRD5hD
BBC中文网: 英国媒体广泛报道刘晓波获诺贝尔奖: 英国各大报章详尽报道刘晓波得到和平奖的消息,分析指这是对中国政府的专制的谴责。 http://bbc.in/brZwe7
德国之声: 德国政府要求立即释放刘晓波: http://bit.ly/bzX0SF
德国之声: 获奖之后,刘晓波家被封锁,自发庆祝者被抓。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出后,中国政府国保阻止刘晓波妻子刘霞与传媒见面,中国四大门户网站诺奖专题被撤下,带有相关敏感词的短信被过滤,至晚间20时…… http://bit.ly/byP6k1
德国之声: 刘晓波获奖受到国际关注:德国、挪威和法国政府均对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表示祝贺,并呼吁立即释放这位狱中作家。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呼吁中国释放所有良心犯。德国媒体也对刘晓波获奖给予极大关注。 http://bit.ly/9OfLui
德国之音: 中国多个城市警方抓捕刘晓波支持者: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中国当局从宣布获奖的一刻起，开始对自发庆祝的中国公众进行抓捕。 http://bit.ly/b6Ei6Q
自由亚洲电台: 大陆封锁刘晓波获奖消息,庆祝人士被捕: 刘晓波获奖的消息震撼不少中国人,尽管当局全力封杀有关消息,包括阻止手机发出有关内容的短信、各大门户网站不断删走有关内容的网帖、及对与诺贝尔奖有关的其他报道进行大清洗,但无阻网民以各种……
http://twurl.nl/n7wb2m
华尔街日报连发两篇评论,谈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
第一篇说: 一直没有中国人因为他在中国的努力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直到刘晓波通过服刑11年这种为了民主而工作的方式获奖。这个对他的勇气和正直表达认同的奖终将有一天会成为所有中国人的骄傲。
第二篇评论是林培瑞写的: 他分析说胡锦涛在05年发表了一篇预防颜色革命的报告,指出要防止中国出现叶利钦/瓦文萨/曼德拉这样的人,所以共产党一直执行的是枪打出头鸟的政策,刘晓波就是他们眼中的出头鸟和大家伙,但是他们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
纽约客谈刘晓波: 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困境,远非外国人可想象。压力不但来自公安,还有雇主,甚至父母。最难堪是来自于知识界/思想界同侪。他们会认为你是为了单纯的对抗而不是求切实的成果。甚至是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符合西方审美的异议分子。
旺報社評－劉曉波的獲罪與獲獎…大陆那么多出色的评论人却无法在大陆的报章上对此事置一词,真悲哀!
香港電台: 公民黨到中聯辦要求釋放劉曉波!
跟几位以色列人谈了刘晓波获奖后续:饭醉分子被抓,刘霞被隔离……
这几位以色列同学说:1 看来这个奖发对了 2 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么蠢?
★呼吁弘扬刘晓波和08宪章
告诉你的朋友/家人/同事:谁是刘晓波?他为什么被反华势力爱戴?
要向周围的朋友家人介绍刘晓波,最直接到达的方法无非就是当面讲、语音呼叫讲。什么短信、email、IM过滤统统去死!
如果你的父母搞不清刘晓波是干什么的,你就乘机给他们看一回08宪章吧,他们能看懂的。
要将刘晓波获奖的价值最大化,即是要让最多的中国大陆人知道这件事,无论他认为这是西方的政治阴谋,还是什么。总之,首要的是让尽可能多的大陆人知道刘晓波,知道他获奖。只有这样,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的效应才能出来。否则被党继续扼杀着,这个效应就只局限于海外了,努力不能白费!
要发挥个人可利用的所有的媒介传播形式,包括口头传播、QQ传播、社区传播等尽可能多的形式,冲破党对刘晓波获奖信息的封锁,让几亿人知道刘晓波获奖了。呼吁所有的报纸媒体,即使明天刊登的是外交部的抗议,也希望去刊登出刘晓波获奖的消息,不要让这个消息胎死腹中。
谁再问我刘晓波是谁,干了什么。如果我觉得说08宪章对他们有点高深,那就这么回答:
你每天看到贪官污吏横行霸道、强拆自焚、歹徒弑童、宝马碾压、三聚氰胺、毒大米地沟油、藏猫猫、喝水水、做梦梦等,你有感到生气和郁闷吗?刘晓波就是拿出了一个这些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人。
对国内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去告诉人们刘晓波为何得奖,让人们看看08宪章是怎么写的。普及现代社会的基础关键,是以人为本,政府民立。只有分清楚了国家、政府、民族这些基本观念,才能真正的出这次获奖的有效意义。
★回顾历史的评论
去年胡祝贺奥巴马,今年奥巴马祝贺刘晓波。情何以堪?
诺贝尔和平奖这么多年来,只有两位是在监狱中获奖:
其一是反战人士、德国人卡尔·冯·奥西厄茨基;其二是中国刘晓波。
前者的国籍是纳粹德国,后者中国。这两个国家的相同性可谓一目了然。
百年来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著名异见人士包括多人。但自二战结束以来,只有刘晓波是身在监狱期间获颁和平奖。昂山素姬获奖时只属软禁,曼德拉则于1990年已出狱。
问:上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坐牢人士是谁么?
答:卡尔·冯·阿希厄茨基。
问:那时他的国家谁在执政?
答:希特勒!
三十多年了,从魏京生到刘晓波,希望宛若微弱之光,在风雨飘摇中若隐若现,忽明忽暗。我等之辈,耳闻了西单民主墙,旁观了反自由化,亲历了六四,从热血青年直奔悲情中年。可希望呢,还依旧在坟茔遍布的中国鬼火点点,无法燎原。
刚刚一个1989年6月4日出生的同学问我刘晓波是谁,他获奖又是怎么回事……于是他也刚刚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多么的不平凡……
希望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成为1979年教皇访问波兰那样的标志性事件!
(历史上的今天)10月8日:台湾解除"戒严令",中国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其它评论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意义在于,这世界上不是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组织都屈服于金钱和权势的力量。当正义在中国和中国人中变得非常微弱的时候,在世界上还有人向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
刘晓波得奖,意味着中共肆意侵犯公民名誉权历史的终结。这是60年来中国人第一次获得中共无法侵犯的名誉。
今夜属于刘晓波!今夜属于全体签署08宪章的人们!今夜还属于这么多年来前赴后继追求中国民主进步的全体中国人!让我们尽情地欢庆!让毫无人性的残暴统治者发抖去吧!
随着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共产党将永久地被钉在耻辱柱上!
晓波师获奖,并不意味着他会获得自由。但刘晓波的自由之日的确可能预示了中国人的自由!
刘晓波是我尊敬的一位学者。我尊重的主要不是他的学问,而是他的骨气、他的豁达;他对社会的责任感令我敬佩。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什么私交。冯正虎评价刘晓波的文章《写在刘晓波审判前后》http://is.gd/fPsSK
共产党需要在未来的动乱或崩溃时期有一个可以谈判的反对党领袖。而刘晓波是他们熟悉的人,他们有跟刘晓波打交道的充分经验,知道如何对付这个人。
余杰:刘晓波将胡锦涛送上了审判席。
刘晓波曾给纽约客的记者解释写公开信的原因。"不是挑衅,是责任。"他认为公开信非常温和。"西方国家一直在敦促中国政府履行人权承诺,但是如果国内的人不发声,政府会说,看,这是国外人士一厢情愿,中国人自己并没有这个要求。"
祝贺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望其能早日出狱,民主自由是不可逆的历史趋势,任何违背这一趋势的当局都终将自食其果。
中国政府肯定很恨诺贝尔,他妈的设立什么诺贝尔奖,有物理奖、化学奖不就好了吗,后人就不要设什么和平奖、文学奖?凡是华人拿到这两个奖都是亵渎诺贝尔奖。
他是中国人,他是他是中国版曼德拉,他曾经坐过监狱,后放出,但又入狱,至今还在监狱里,他的名字叫刘……晓……波
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是中国政府的失败,但对世界人权来说是一大胜利!
估计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和北京市高级法院做梦也想不到,由他们判处的一个被告人竟然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这样的经典案例,值得载入司法审判史。
谷歌和诺奖委员会表明,这世界上,有一种最可贵的东西,叫道义,叫信念,利益在其面前,不值一提。
小波获奖,是对土共近年来花重金打造的国家形象毁灭性一击!别以为砸钱办了奥运世博就人家就尊重你了,公道自在人心。
面对越维稳越不稳的国内局面,本次和平奖事件本来是一次很好的向国际、国内社会释放善意的机会,例如让刘晓波回家治病。可惜当局用的还是60多年前的一套,以为武力能解决一切,在提名和公布后,竟然再一次反其道而行,不仅屏蔽消息还抓庆祝的百姓,彻头彻尾就是不懂公关的土包子。
以前某些人假装不知道刘晓波,现在他们还能继续假装吗?
刘晓波获奖了,由于信息封锁,大陆很多人还不知道刘晓波是谁,还不知道和平奖已经颁发。所以在欢庆之时,我们要让身边更多的人知道刘晓波、知道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刘晓波在网上发表了自己的政治诉求,因此被判11年徒刑。而他的诉求大部分内容都能在中国宪法里面找到。现在他因为诺贝尔和平奖成了全世界最知名的囚犯之一,多么令人尴尬呀!
刘晓波的得奖真是给中国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这已经是中国公民第二次得这个奖了。这次政府要如何来丑化刘晓波?丑化诺贝尔和平奖?
当局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那就是在它的黑牢里,关着一位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但却无力摧毁他那颗伟大的心。所谓三军可夺帅而匹夫不可夺志,说得就是刘晓波。
为中国干杯!我把刘晓波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看成是给中国的,给受苦人的,给百年黑暗谢幕的,给我们所有希望中国变革成一个和平、理性、文明、尊严的大国的人的。这些也包括真心关心中国民主而不赞成他获奖的人。
记者采访刘晓波,问之:请问您为什么要参选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轻抚身旁的孩子,答:不是我要拿这个奖的,是全国人民选举我来拿的 (涛哥此刻内流满面)。
刘晓波:一旦中国变成自由国家,对于人类文明就将具有难以估量的正面价值,它必将是继苏联共产政权崩溃之后,再次带来残存独裁体制的又一次世界性雪崩,朝鲜、缅甸、古巴等独裁政权将难以为继,那些固守独裁体制的中东国家也将受到强烈的震撼。
刘晓波获诺奖标志着中国的社会运动到达了一个临界点。在经过这一临界点之后,处于劣势的公民社会将反客为主,成为中国社会运动的主导力量。
不过说回来,刘晓波总比达赖好,起码08宪章还是一份值得实现的纲领,虽然我不觉得这个纲领能和平实现,也不觉得可以由刘晓波实现,毕竟纲领和实现它是两码事,所谓知易行难。
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最屈辱的不是党和政府,它们知道这是报应。最屈辱的,是那些警察,国保,保安,红袖章老太太,党报记者,还有,新浪的小秘书。
昨天,诺贝尔和平奖颁布给了刘晓波,我才发现:世界主流文明已告诉胡温,政改就是向着08宪章开启的宪政之路去改!胡温听清楚没?
王小山同志有本书叫《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果然,昨天他的老师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裆中央都阳萎了,喉舌都哑巴了,可刘晓波获奖的消息仍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在中国大地传播!
当局担心人们借获奖效应,纷纷走出家门,走向街头。可惜的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八九时的情怀与冲动,早被拜金主义神龛所俘获。不管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刚入校们青年一代。但民众中普遍的不满正如欲将破壳的岩浆一般,终将爆发。
刘晓波获奖,中国政府的反应很程式化,让人事先都能料到。难怪古人言:智可及,愚不可及!
自今天上溯六十一年,共产党建政以来,为信仰自由,捍卫自由,实践自由而作出贡献和付出代价的所有人,今天颁给刘晓波的诺贝尔奖也是对他们的认知和致敬。
刘晓波真强大。他让中文推圈各派力量空前团结。从昨天下午至今没有发现口臭推,没有发现互指五毛的攻击贴。
刘晓波是二战以来首位在囚获奖者,已经够丢人的了,还顺便创了一个记录,世博算是白办了。
去年提名就应该把人放了,人家给过你机会你不当回事,现在所有人都记得住把刘晓波关起来的是胡温政府,年底之前别出国了。
诺奖评委给温家宝政改一个契机:政治改革突破瓶颈,从释放刘晓波开始!
評委會主席:如果我們不投票給劉曉波,我們等於是背叛了中國境內的人權。我們不能坐視中國境內持續發生的人權侵害!
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无耻啊!无耻啊!!这是某集团的无耻,但恰好是李先生的光荣!——出自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
司马南今天的《获奖的汉奸依然是汉奸》,对身陷囹圄的刘晓波实在是落井下石的卑劣行径,是助纣为虐的拙劣表演,是向主人摇尾效忠的好机会,也是一次挺身而出的自我大暴露!
甚至连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也直言北京应该反省今次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指国际社会认同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争取人权自由。刘晓波以往所做一切是合乎宪法规定,北京将他囚禁,只会与国际社会认同的普世价值越走越远,对中国文明进步不利。
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可以宣示独裁铁幕即将撕裂,中共可以准备自己的后事了!
刘敏感词代表了面对暴政的华人中不屈服的部分,使生活于这段黑暗史的人们被后人评价时不至于全民尽墨。
挪威,我真的爱你,你给了中国人民一个太大的走向未来的机会! Thank you Norway, you just gave Chinese people a chance towards the bright future!
镰刀把民主一劈两半,一半是民,一半是主;
镰刀把人权一劈两半,一半是人,一半是权;
镰刀把你,一劈两半,一半将牢底坐穿,一半已照亮黑暗;
——致刘先生
政府限制乃至抓捕庆祝刘晓波获奖的民间人士,向全世界证明了:
1 给中国的异议人士颁诺奖绝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2 这个政权愚蠢至极
茅于轼,石天河,戴晴,铁流,郑海天,郭道晖,杜光10月8日在互联网上发表公开信,祝贺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奖。戴晴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目前还仅有7人签名,但她相信其他人会逐渐加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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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政治
5 评论:
匿名说...
wiki的评论：08宪章显得过于幼稚
2010-10-9 15:12:00
lf 说...
只有民主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
2010-10-9 17:07:00
good 说...
虽然08宪章很幼稚，其实我们所要的民主就很简单咯，言论，结社，集会，出版自由。你看现在，那点我们自由啦，又有什么东西保障了。
2010-10-9 23:33:00
Nevesa 说...
昨天收到一條短信,短信內容如下:"外交部: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是對該獎褻瀆."這是中國電信自動發的短信,由這條短信,穿越GFW,使我認識了劉曉波,使我知道有<08憲章>.劉的獲獎,使我看到國民民主自由的希望,雖然不是今天、明天...但終有一日會實現.
2010-10-10 2:13:00
匿名说...
只要能有效遏制政党官僚机构的腐败，无论谁当政，老百姓都欢迎。现在并不是那个党当政和自由问题，而是腐败问题，有些人被某些集团利用了而已，刘晓波也是。给你和平奖真以为你的觉悟那么高？把你当做进攻的工具而已
2010-10-10 9:08:00
看看网友如何评论刘晓波得诺贝尔和平奖
昨天（10月8日）下午5点，网上传来消息：刘晓波喜获诺贝尔和平奖（不认识刘晓波的网友，请看“这里”的介绍。看完刘晓波的介绍之后，俺强烈建议，顺便再看看零八宪章的介绍）。
然后，Twitter上就炸锅了，关于刘晓波的tweet如潮水般涌出。俺怀着极大的兴趣，看了Google实时搜索的Twitter评论（请翻墙后猛击“这里”），一直看到凌晨。
以下是俺收集整理的网友评论，大部分来自Twitter。俺会抽空不断更新本帖子，把精彩的评论添加进来。
★纯属幽默讽刺的评论
据说台湾和大陆在诺贝尔奖问题上是有分工的:台湾负责自然科学的类别,大陆则专攻和平奖。
诺贝尔和平奖即将揭晓。今晚新华社,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外交部等媒体和部门肯定准备好了2份稿件准备二选一发布。一份是赞美和平奖得主的,一份是谴责诺贝尔评委会的。
快讯:北京时间17:00,中国公民敏感词荣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
问: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主管单位是哪个?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监狱管理局。
CNN:温先生,请问你对贵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有何看法?
温+宝:我浏览了很多网站,没看到这消息啊!
问:有没有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
答:有,但他们都拿着外国国籍。(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赛珍珠、钱永健)
问:有没有中国公民获得过诺贝尔奖?
答:有,但他们都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李政道、杨振宁)
问:有没有新中国的公民获得过诺贝尔奖?
答:有,但他不承认自己是中国公民。(高行健)
问:有没有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新中国公民获得诺贝尔奖?
答:有,但是我们不承认他是中国公民。(达赖)
问:有没有承认自己是中国公民,国家也承认他是新中国公民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答:有,但他在新中国的监狱里。(刘晓波)
中共外交部一定有刘晓波的暗桩,否则怎么正在挪威方面作最后决定的时候,突然点明事态,逼得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BBC等都疯狂发稿大谈刘晓波?
刘晓波果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了,多亏了共产党外交部的大力协助呀,哈哈!
本人强烈建议中共中央,立即逮捕那些抓捕刘晓波并判他11年徒刑的人,是他们阴谋策划,最终制造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他们才是共产党最大的敌人啊!
今天记者肯定会问诺贝尔奖的事。温宝宝的四种选择:
(1)"刘晓波是中国的一个罪犯,给他授奖是对诺奖的亵渎。"(可能性20%)
(2)"我和晓波的心是相通的。"(可能性2%)
(3)装聋作哑,好像没听到。(可能性75%)
(4)"哎呀,我肚子痛,赶紧送我上医院!"(可能性3%)
南京一爱国青年在得知挪威将诺奖颁给刘晓波后,非常气愤,走上街头发起了一场"抵制挪货,从我做起"的万人签名活动,呼吁广大市民抵制挪货,其中一位情绪激昂的市民在多人劝阻无效的情况下当场点燃了一本《挪威的森林》。
宣称"我没有敌人"的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兲朝老大哥非常恼火,冥思苦想后确定了一个更响亮的口号——"我没有朋友"!
评奖的这帮人太狠了,每当钱不够时,就发给一个无法领奖的人。
刘晓波能获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还要归功于胡四的愚蠢。去年我就耻笑中南海连在圣诞节审判刘晓波这样的馊主意都想得出来,群体智慧低到何种程度。果不其然,哪天中共倒台,这帮人居功至伟!
我认为这次中国政府是弄巧成拙了。搞得人家如果不把这个奖给刘晓波,倒好像成了中国政府的二孙子似得。
由于新闻联播在诺贝尔和平奖揭晓的日子竟然只字不提,刘晓波在狱中一定知道他已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诺贝尔官网网友留言:"我不知道刘先生是谁,但是我为中国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而高兴。她一定是一名好党员,我们中国人民的好干部,为人民做实事的好领导。"
据传,澳大利亚一亲北京的华人社团迫不及待地向北京发回了第一条贺信: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出了中国大陆上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粉碎了杨恒均之流污蔑中国政府永远培养不出诺贝尔得奖者的谣言……^_^
影帝遇见千载难逢的政改机会了。影帝应该回国后带着一票记者直奔锦州监狱,然后拉开门就痛哭:晓波,我这次又来晚了,他们判你我真是不知道的啊!
61年了,锦州监狱完成了从"关战犯"到"关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质的飞跃!
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却讨厌和平奖。
今晚我专门看了新闻联播,最后一个新闻是大熊猫怀孕了。发现央视进步了,如此深沉。国宝受惊(精)了,这个信息就够了,央视在这个节骨眼上表现出来的幽默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共和国监狱不但关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还关过皇帝、国家主席、元帅、将军、班禅、等。监狱,是个人才济济的地方!
新华社:中国一名服刑人员在改造期间轻而易举获得了诺贝尔奖,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优越性。
胡锦涛:刘晓波交代了吗?
专案组:他彻底交代了,我们查证属实。
胡锦涛:联邦共和国出自何处?
专案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公报。原文提法是:建立一个自由的联邦共和国。多了个"自由"。
胡锦涛:那……那军队国家化呢?
专案组:也查清了!出自《周恩来选集》。原文提法是:必须实现军队国家化。多了个"必须实现"。
胡锦涛:那……那……那赞美西方民主制度出自何处?
专案组:《新华日报》社论。原文提法是:美国代表了民主社会。多了个"美国代表"。
胡锦涛:那……那……那解除党禁呢?
专案组:毛太祖反对国民党时提出来的口号!原文提法多了个"打倒一党专政"!
胡锦涛:那……那……那……那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呢?
专案组:这些,宪法里全有!
无数叫"刘晓波"的人都惨了,短信都不能提及。据说刘晓波获奖后,CCAV那个叫刘晓波的记者泪流满面。回家直怨爹妈乱起名字,害得再也不能出境了 :(
前些日子是全中国人要求日本放人，现在是全世界人要求中国放人。
忽然想到一个刑法的技术问题:拿了诺奖减刑不?
根据刑法第78条的规定，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
(6)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刘晓波获奖是我党政法委无数次严密实验的科学结晶:
高智晟判三年不行,胡佳判三年半不行,陈光诚判四年半不行,谭作人判五年也不行……
终于,刘晓波判11年——球进了!
感谢国家!感谢党!
微博管理员:尊敬的用户,行行好吧,从六点删到现在我连晚饭都没吃那,手都删软了!
★对真理部的评论
各大门户的诺贝尔专题
新浪 http://news.sina.com.cn/z/2010Nobel/ 被删
网易 http://news.163.com/special/2010NobelPrize/ 页面保留,留下了三个字"已删除"
搜狐 http://news.sohu.com/s2010/nobel10/ 自动跳转到其它页面
看到各门户网站的诺贝尔专题纷纷挂掉,我就知道中国人终于得了个诺贝尔奖。
现在,四大门户专题被撤,中国移动、联通短信过滤刘晓波三字,各大搜索过滤该词,新闻评论、博客和微博审核员加班,除添加自动词条外大幅增强人工干预力度,刘妻被警方紧急带离北京。图为刘晓波妻子刘霞家外站满世界各地记者 http://imgur.com/26nhw
刚亲测短信,发"刘晓波"三个字会被墙,三字中间加空格也会被墙。
你妈联通的,发短信用句号隔开刘晓波都发送失败。
苹果日报: 当确认刘晓波获奖后,不仅中国各平面与电子媒体一致封口,连各大饭店内自行架设卫星接收的CNN/NHK/BBC等国际频道,也在播报相关新闻时遭中国当局盖台,画面顿时变黑。
想必昨天晚上领导们连夜开会了,丑化刘晓波的宣传应该要开始了吧。
博讯: 胡锦涛李长春下令封杀刘晓波获诺奖新闻
明天如果一个国内大报没有把刘晓波获奖作为主要新闻,你就可以知道该报的真正老板是真理部。
中宣部最新指令:有关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通稿照发,但所有媒体(含一切纸媒、网媒)不得登载。
1989年的CCTV: 抓住刘晓波的黑手 http://cl.ly/e68e9509762bc370d05d
八九血案后,中国官方日人民报发表《抓住刘晓波黑手》以诬他;明天的日人民报会不会来一篇《抓住诺贝尔奖的黑手》以诬炸药奖,来个前后呼应、宝献双璧呢?
网易关于外交部对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的新闻直接关闭了评论,不敢开放,不然估计审计专员要累死。
北京多名维权人士庆祝刘晓波获奖被抓到派出所。
刘晓波的存在和刘晓波的思考使这个政权感到难堪,因为他们害怕真相。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就会使当局难以继续封锁刘晓波。六四以后,当局有一种屏蔽的政策,试图使大家忘却曾经有六四这样一个事件。
当年911,全球头版美国遇袭,兲朝头版领导讲话;今年108,全球头版刘晓波获奖,兲朝头版朝鲜领导易人。9年时间,兲朝总算有了国际视野。
昨天全球头条新闻都是刘晓波得奖了,兲朝头条是金正日儿子接班了。今天全球头条都是各国元首要求释放刘晓波,兲朝头条是折腾帝祝贺劳动党生日快乐了。
太给力了!《北京青年报》不要命了? http://twitpic.com/2vpoow
恭喜诺贝尔官网被墙,获得GFW认证!
网友甲:如果网易不删帖,几十年以后,网易就能得诺贝尔和平奖!
网友乙:如果网易不删贴,十几天以后,网易就没有了!
★对中共外交部的评论
中国照会挪威驻华大使,抗议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对于独裁政权来讲,很难理解在民主国家,有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机构存在。
中国驻挪威大使馆对挪威政府表示抗议。
挪威政府表示不解:诺贝尔是独立基金会啊!
中国政府更为不解:独立基金会是神马?难道不都是受政府控制的吗?
挪威政府:……
对于一个没有任何独立机构的中国官方来说,诺贝尔和平奖不受政府控制是不可思议的;中共认定:一旦颁予中国异见人士,挪威政府肯定是幕后黑手。中国政府常能操纵一切,便认为所有政府都像他们一样是幕后黑手。
如果一个政府为不让自己本国国民获得诺贝尔奖而努力,这得混蛋到一定水平才行啊。
外交部长:我要向你表达我国政府对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愤怒和失望!
挪威大使:跟我有什么关系?奖又不是我发的,我又不代表委员会。
热烈祝贺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 但外交部发言人说"诺贝尔委会授予刘晓波和平奖是对该奖的亵渎",我还认为把刘晓波关押起来是对宪法的亵渎呢 http://zuo.in/dwOwY4
中国刚刚召见了挪威驻华大使,抗议挪威诺委会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给刘晓波——外交部真够不要脸的!
土共政权在刘晓波获奖前后令人作呕的反人类表演丢尽了十几亿中国人的脸,马朝旭你已经青史留名了!
★海外的反应
今晚全球各大百年报业一致头条 http://goo.gl/tGJb
全球各大媒体: 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机时报,今日美国,英国卫报,英国泰晤士报,法国回声报,德国明镜周刊,朝日新闻,读卖新闻,GBS,NHK,半岛电视台等报道刘晓波获诺奖的新闻集锦 http://is.gd/fSfo4
美国之音: 奥巴马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 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北京政府释放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刘晓波星期五被评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诺贝尔奖委员会表示,他们将这项荣誉颁发给刘晓波是因为"他在中国为了基本人权作出的长期和... http://bit.ly/b70FSq
美国之音: 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书面声明中给予刘晓波高度评价。她说,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成为人类历史上争取非暴力、正义和自由的领袖人物之一。
美国之音: 《刘晓波到底是什么人?》 http://is.gd/fSxUZ
美国之音: 俄国媒体:刘晓波是中国萨哈罗夫: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在俄罗斯引起热烈反响。媒体把刘晓波称做中国的萨哈罗夫。人权人士称刘晓波获奖当之无愧。有专家认为,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扮演更重要角色,必须使政治体制民主化,刘晓波获奖是向中国发出… http://bit.ly/aoypZh
美国之音: 香港各界对刘晓波获奖的反应: 中国内地的异见人士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在香港引起强烈反响,不同阶层,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做出不同的反应。星期六,绝大多数香港主流媒体都以显著位置长篇报道了刘晓波获奖一事… http://bit.ly/bMDbxr
BBC中文网: 法国政府呼吁释放刘晓波 http://j.mp/bJbSOR 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后,法国呼吁中国立即释放被监禁的刘晓波。
BBC中文网: 港媒评论:刘晓波"因言入罪、因言获奖" 香港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大篇幅报道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并刊发了大量评论和照片。 http://bbc.in/deBVxX
BBC中文网: 美国呼吁北京释放刘晓波: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分别呼吁中国尽快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 http://bbc.in/9UnfYq
BBC中文网: 刘晓波获奖 海外异议人士反应不一:因起草《零八宪章》被中共当局投入监狱的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海外民运和异议人士作出反应。 http://bbc.in/9hkT5C
BBC中文网: 简讯:刘晓波获奖中国向挪威抗议: 中国周五召见挪威驻中国大使,就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提出抗议。 http://bbc.in/9lONiC
BBC中文网: 马英九祝贺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 台湾总统、行政院长分别表示祝贺,在野的民进党则呼吁台湾政府能支持中国民主化进程。 http://bbc.in/dbbhQ8
BBC中文网: 澳大利亚再次呼吁释放刘晓波: 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表示,将继续以刘晓波的名义向中国政府交涉。 http://bbc.in/aRD5hD
BBC中文网: 英国媒体广泛报道刘晓波获诺贝尔奖: 英国各大报章详尽报道刘晓波得到和平奖的消息,分析指这是对中国政府的专制的谴责。 http://bbc.in/brZwe7
德国之声: 德国政府要求立即释放刘晓波: http://bit.ly/bzX0SF
德国之声: 获奖之后,刘晓波家被封锁,自发庆祝者被抓。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出后,中国政府国保阻止刘晓波妻子刘霞与传媒见面,中国四大门户网站诺奖专题被撤下,带有相关敏感词的短信被过滤,至晚间20时…… http://bit.ly/byP6k1
德国之声: 刘晓波获奖受到国际关注:德国、挪威和法国政府均对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表示祝贺,并呼吁立即释放这位狱中作家。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呼吁中国释放所有良心犯。德国媒体也对刘晓波获奖给予极大关注。 http://bit.ly/9OfLui
德国之音: 中国多个城市警方抓捕刘晓波支持者: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中国当局从宣布获奖的一刻起，开始对自发庆祝的中国公众进行抓捕。 http://bit.ly/b6Ei6Q
自由亚洲电台: 大陆封锁刘晓波获奖消息,庆祝人士被捕: 刘晓波获奖的消息震撼不少中国人,尽管当局全力封杀有关消息,包括阻止手机发出有关内容的短信、各大门户网站不断删走有关内容的网帖、及对与诺贝尔奖有关的其他报道进行大清洗,但无阻网民以各种……
http://twurl.nl/n7wb2m
华尔街日报连发两篇评论,谈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
第一篇说: 一直没有中国人因为他在中国的努力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奖,直到刘晓波通过服刑11年这种为了民主而工作的方式获奖。这个对他的勇气和正直表达认同的奖终将有一天会成为所有中国人的骄傲。
第二篇评论是林培瑞写的: 他分析说胡锦涛在05年发表了一篇预防颜色革命的报告,指出要防止中国出现叶利钦/瓦文萨/曼德拉这样的人,所以共产党一直执行的是枪打出头鸟的政策,刘晓波就是他们眼中的出头鸟和大家伙,但是他们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
纽约客谈刘晓波: 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困境,远非外国人可想象。压力不但来自公安,还有雇主,甚至父母。最难堪是来自于知识界/思想界同侪。他们会认为你是为了单纯的对抗而不是求切实的成果。甚至是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符合西方审美的异议分子。
旺報社評－劉曉波的獲罪與獲獎…大陆那么多出色的评论人却无法在大陆的报章上对此事置一词,真悲哀!
香港電台: 公民黨到中聯辦要求釋放劉曉波!
跟几位以色列人谈了刘晓波获奖后续:饭醉分子被抓,刘霞被隔离……
这几位以色列同学说:1 看来这个奖发对了 2 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么蠢?
★呼吁弘扬刘晓波和08宪章
告诉你的朋友/家人/同事:谁是刘晓波?他为什么被反华势力爱戴?
要向周围的朋友家人介绍刘晓波,最直接到达的方法无非就是当面讲、语音呼叫讲。什么短信、email、IM过滤统统去死!
如果你的父母搞不清刘晓波是干什么的,你就乘机给他们看一回08宪章吧,他们能看懂的。
要将刘晓波获奖的价值最大化,即是要让最多的中国大陆人知道这件事,无论他认为这是西方的政治阴谋,还是什么。总之,首要的是让尽可能多的大陆人知道刘晓波,知道他获奖。只有这样,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的效应才能出来。否则被党继续扼杀着,这个效应就只局限于海外了,努力不能白费!
要发挥个人可利用的所有的媒介传播形式,包括口头传播、QQ传播、社区传播等尽可能多的形式,冲破党对刘晓波获奖信息的封锁,让几亿人知道刘晓波获奖了。呼吁所有的报纸媒体,即使明天刊登的是外交部的抗议,也希望去刊登出刘晓波获奖的消息,不要让这个消息胎死腹中。
谁再问我刘晓波是谁,干了什么。如果我觉得说08宪章对他们有点高深,那就这么回答:
你每天看到贪官污吏横行霸道、强拆自焚、歹徒弑童、宝马碾压、三聚氰胺、毒大米地沟油、藏猫猫、喝水水、做梦梦等,你有感到生气和郁闷吗?刘晓波就是拿出了一个这些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人。
对国内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去告诉人们刘晓波为何得奖,让人们看看08宪章是怎么写的。普及现代社会的基础关键,是以人为本,政府民立。只有分清楚了国家、政府、民族这些基本观念,才能真正的出这次获奖的有效意义。
★回顾历史的评论
去年胡祝贺奥巴马,今年奥巴马祝贺刘晓波。情何以堪?
诺贝尔和平奖这么多年来,只有两位是在监狱中获奖:
其一是反战人士、德国人卡尔·冯·奥西厄茨基;其二是中国刘晓波。
前者的国籍是纳粹德国,后者中国。这两个国家的相同性可谓一目了然。
百年来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著名异见人士包括多人。但自二战结束以来,只有刘晓波是身在监狱期间获颁和平奖。昂山素姬获奖时只属软禁,曼德拉则于1990年已出狱。
问:上一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坐牢人士是谁么?
答:卡尔·冯·阿希厄茨基。
问:那时他的国家谁在执政?
答:希特勒!
三十多年了,从魏京生到刘晓波,希望宛若微弱之光,在风雨飘摇中若隐若现,忽明忽暗。我等之辈,耳闻了西单民主墙,旁观了反自由化,亲历了六四,从热血青年直奔悲情中年。可希望呢,还依旧在坟茔遍布的中国鬼火点点,无法燎原。
刚刚一个1989年6月4日出生的同学问我刘晓波是谁,他获奖又是怎么回事……于是他也刚刚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多么的不平凡……
希望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成为1979年教皇访问波兰那样的标志性事件!
(历史上的今天)10月8日:台湾解除"戒严令",中国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其它评论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意义在于,这世界上不是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组织都屈服于金钱和权势的力量。当正义在中国和中国人中变得非常微弱的时候,在世界上还有人向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
刘晓波得奖,意味着中共肆意侵犯公民名誉权历史的终结。这是60年来中国人第一次获得中共无法侵犯的名誉。
今夜属于刘晓波!今夜属于全体签署08宪章的人们!今夜还属于这么多年来前赴后继追求中国民主进步的全体中国人!让我们尽情地欢庆!让毫无人性的残暴统治者发抖去吧!
随着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共产党将永久地被钉在耻辱柱上!
晓波师获奖,并不意味着他会获得自由。但刘晓波的自由之日的确可能预示了中国人的自由!
刘晓波是我尊敬的一位学者。我尊重的主要不是他的学问,而是他的骨气、他的豁达;他对社会的责任感令我敬佩。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也没有什么私交。冯正虎评价刘晓波的文章《写在刘晓波审判前后》http://is.gd/fPsSK
共产党需要在未来的动乱或崩溃时期有一个可以谈判的反对党领袖。而刘晓波是他们熟悉的人,他们有跟刘晓波打交道的充分经验,知道如何对付这个人。
余杰:刘晓波将胡锦涛送上了审判席。
刘晓波曾给纽约客的记者解释写公开信的原因。"不是挑衅,是责任。"他认为公开信非常温和。"西方国家一直在敦促中国政府履行人权承诺,但是如果国内的人不发声,政府会说,看,这是国外人士一厢情愿,中国人自己并没有这个要求。"
祝贺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望其能早日出狱,民主自由是不可逆的历史趋势,任何违背这一趋势的当局都终将自食其果。
中国政府肯定很恨诺贝尔,他妈的设立什么诺贝尔奖,有物理奖、化学奖不就好了吗,后人就不要设什么和平奖、文学奖?凡是华人拿到这两个奖都是亵渎诺贝尔奖。
他是中国人,他是他是中国版曼德拉,他曾经坐过监狱,后放出,但又入狱,至今还在监狱里,他的名字叫刘……晓……波
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是中国政府的失败,但对世界人权来说是一大胜利!
估计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和北京市高级法院做梦也想不到,由他们判处的一个被告人竟然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这样的经典案例,值得载入司法审判史。
谷歌和诺奖委员会表明,这世界上,有一种最可贵的东西,叫道义,叫信念,利益在其面前,不值一提。
小波获奖,是对土共近年来花重金打造的国家形象毁灭性一击!别以为砸钱办了奥运世博就人家就尊重你了,公道自在人心。
面对越维稳越不稳的国内局面,本次和平奖事件本来是一次很好的向国际、国内社会释放善意的机会,例如让刘晓波回家治病。可惜当局用的还是60多年前的一套,以为武力能解决一切,在提名和公布后,竟然再一次反其道而行,不仅屏蔽消息还抓庆祝的百姓,彻头彻尾就是不懂公关的土包子。
以前某些人假装不知道刘晓波,现在他们还能继续假装吗?
刘晓波获奖了,由于信息封锁,大陆很多人还不知道刘晓波是谁,还不知道和平奖已经颁发。所以在欢庆之时,我们要让身边更多的人知道刘晓波、知道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刘晓波在网上发表了自己的政治诉求,因此被判11年徒刑。而他的诉求大部分内容都能在中国宪法里面找到。现在他因为诺贝尔和平奖成了全世界最知名的囚犯之一,多么令人尴尬呀!
刘晓波的得奖真是给中国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这已经是中国公民第二次得这个奖了。这次政府要如何来丑化刘晓波?丑化诺贝尔和平奖?
当局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那就是在它的黑牢里,关着一位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但却无力摧毁他那颗伟大的心。所谓三军可夺帅而匹夫不可夺志,说得就是刘晓波。
为中国干杯!我把刘晓波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看成是给中国的,给受苦人的,给百年黑暗谢幕的,给我们所有希望中国变革成一个和平、理性、文明、尊严的大国的人的。这些也包括真心关心中国民主而不赞成他获奖的人。
记者采访刘晓波,问之:请问您为什么要参选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轻抚身旁的孩子,答:不是我要拿这个奖的,是全国人民选举我来拿的 (涛哥此刻内流满面)。
刘晓波:一旦中国变成自由国家,对于人类文明就将具有难以估量的正面价值,它必将是继苏联共产政权崩溃之后,再次带来残存独裁体制的又一次世界性雪崩,朝鲜、缅甸、古巴等独裁政权将难以为继,那些固守独裁体制的中东国家也将受到强烈的震撼。
刘晓波获诺奖标志着中国的社会运动到达了一个临界点。在经过这一临界点之后,处于劣势的公民社会将反客为主,成为中国社会运动的主导力量。
不过说回来,刘晓波总比达赖好,起码08宪章还是一份值得实现的纲领,虽然我不觉得这个纲领能和平实现,也不觉得可以由刘晓波实现,毕竟纲领和实现它是两码事,所谓知易行难。
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最屈辱的不是党和政府,它们知道这是报应。最屈辱的,是那些警察,国保,保安,红袖章老太太,党报记者,还有,新浪的小秘书。
昨天,诺贝尔和平奖颁布给了刘晓波,我才发现:世界主流文明已告诉胡温,政改就是向着08宪章开启的宪政之路去改!胡温听清楚没?
王小山同志有本书叫《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果然,昨天他的老师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裆中央都阳萎了,喉舌都哑巴了,可刘晓波获奖的消息仍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在中国大地传播!
当局担心人们借获奖效应,纷纷走出家门,走向街头。可惜的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八九时的情怀与冲动,早被拜金主义神龛所俘获。不管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刚入校们青年一代。但民众中普遍的不满正如欲将破壳的岩浆一般,终将爆发。
刘晓波获奖,中国政府的反应很程式化,让人事先都能料到。难怪古人言:智可及,愚不可及!
自今天上溯六十一年,共产党建政以来,为信仰自由,捍卫自由,实践自由而作出贡献和付出代价的所有人,今天颁给刘晓波的诺贝尔奖也是对他们的认知和致敬。
刘晓波真强大。他让中文推圈各派力量空前团结。从昨天下午至今没有发现口臭推,没有发现互指五毛的攻击贴。
刘晓波是二战以来首位在囚获奖者,已经够丢人的了,还顺便创了一个记录,世博算是白办了。
去年提名就应该把人放了,人家给过你机会你不当回事,现在所有人都记得住把刘晓波关起来的是胡温政府,年底之前别出国了。
诺奖评委给温家宝政改一个契机:政治改革突破瓶颈,从释放刘晓波开始!
評委會主席:如果我們不投票給劉曉波,我們等於是背叛了中國境內的人權。我們不能坐視中國境內持續發生的人權侵害!
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无耻啊!无耻啊!!这是某集团的无耻,但恰好是李先生的光荣!——出自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
司马南今天的《获奖的汉奸依然是汉奸》,对身陷囹圄的刘晓波实在是落井下石的卑劣行径,是助纣为虐的拙劣表演,是向主人摇尾效忠的好机会,也是一次挺身而出的自我大暴露!
甚至连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也直言北京应该反省今次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指国际社会认同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争取人权自由。刘晓波以往所做一切是合乎宪法规定,北京将他囚禁,只会与国际社会认同的普世价值越走越远,对中国文明进步不利。
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可以宣示独裁铁幕即将撕裂,中共可以准备自己的后事了!
刘敏感词代表了面对暴政的华人中不屈服的部分,使生活于这段黑暗史的人们被后人评价时不至于全民尽墨。
挪威,我真的爱你,你给了中国人民一个太大的走向未来的机会! Thank you Norway, you just gave Chinese people a chance towards the bright future!
镰刀把民主一劈两半,一半是民,一半是主;
镰刀把人权一劈两半,一半是人,一半是权;
镰刀把你,一劈两半,一半将牢底坐穿,一半已照亮黑暗;
——致刘先生
政府限制乃至抓捕庆祝刘晓波获奖的民间人士,向全世界证明了:
1 给中国的异议人士颁诺奖绝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2 这个政权愚蠢至极
茅于轼,石天河,戴晴,铁流,郑海天,郭道晖,杜光10月8日在互联网上发表公开信,祝贺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奖。戴晴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目前还仅有7人签名,但她相信其他人会逐渐加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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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政治
5 评论:
匿名说...
wiki的评论：08宪章显得过于幼稚
2010-10-9 15:12:00
lf 说...
只有民主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
2010-10-9 17:07:00
good 说...
虽然08宪章很幼稚，其实我们所要的民主就很简单咯，言论，结社，集会，出版自由。你看现在，那点我们自由啦，又有什么东西保障了。
2010-10-9 23:33:00
Nevesa 说...
昨天收到一條短信,短信內容如下:"外交部: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是對該獎褻瀆."這是中國電信自動發的短信,由這條短信,穿越GFW,使我認識了劉曉波,使我知道有<08憲章>.劉的獲獎,使我看到國民民主自由的希望,雖然不是今天、明天...但終有一日會實現.
2010-10-10 2:13:00
匿名说...
只要能有效遏制政党官僚机构的腐败，无论谁当政，老百姓都欢迎。现在并不是那个党当政和自由问题，而是腐败问题，有些人被某些集团利用了而已，刘晓波也是。给你和平奖真以为你的觉悟那么高？把你当做进攻的工具而已
2010-10-10 9:08:00
Tuesday, June 8, 2010
Arrested in China
Arrested in China
by Kang Zhengguo,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Perry Link
A year ago, after my classes teaching Chinese at Yale were over and the students had left, I set out for my old home in Xi’an, China, to visit relatives. Early in the morning on June 15, the fifth day of my stay in my mother’s house, I had a rude awakening. Before I had gotten out of bed, eight plainclothes agents of the local State Security Bureau burst in, tersely stated their purpose, and forced me to leave with them immediately.
They said they wanted me to take part in a “returnee interview”—which was a standard thing, they said, and nothing for me to be upset about. It was just that my mother’s house was not the most convenient place for a chat, so they would need to use the sedan they had parked in a corner of the compound to bring me to a more suitable place to ask a few questions. The car made a number of turns and then raced toward the guest house of the nearby Electric Power Institute. First I had breakfast with eight agents in the downstairs dining room; then they brought me up to the seventh floor to a room that had been prepared for me. From time to time I noticed other agents heading downstairs toward the dining room. It seemed as if they had moved in during the previous evening to get things ready for me, and now were just finishing their night duty. Agents kept popping in and out of the room, as if taking part in some scheduled deployment.
Their first item of business was to inspect my documents. The agents took my Chinese passport and my US green card, and said they would keep them for the time being. This little move, both they and I knew, was in fact like attaching to me an invisible leg iron. Every Chinese who goes home and gets into trouble knows that once your documents are gone, they’ve got you. Even if they let you go, you can’t move. So there I was, still groggy from sleep, under comfortable detention in a guest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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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called it a “chat,” but it was a formal interrogation—it just started gently. In order to create a more relaxed atmosphere, they explained, they had specially recalled an old acquaintance of mine, a man who had in-terrogated me for six months after the Tiananmen events of 1989. I understood the terms of such interrogations, because I had been through them before. The questioner begins from the assumption that you are guilty of many, many crimes and that the police already know the details of all of them. He does not say what the crimes are; it is up to you to show your sincerity and earn forgiveness by confessing. The purpose of this approach is to get as much out of you as possible. If you fall for the promise that “confession brings lenience” and spill everything you know, you only get yourself and your friends more deeply into trouble. So I began by stating my own ground rules: since this was a “returnee interview,” not an interrogation, there would be no need for me to volunteer anything. Their side would have to initiate the questions from start to finish. I would answer what I could.
They began by asking about letters I had exchanged with friends in Xi’an after I had left for the West. Then they asked about my contacts in the US with Liu Binyan and Hu Ping, two well-known critic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y wanted to make clear their especially profound distaste for an essay called “The Crime of Counterrevolution and the Mendacity of Dictatorship” which I had published in the Hong Kong Ming Pao Monthly in 1995 after Wei Jingsheng had been sentenced to a second lengthy prison term. But both they and I knew that none of this added up to “endanger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at my responses were unlikely to yield much of value to them. Hence they were obliged to play their trump card, which revealed more directly why they had arrested me.
They had, they said, concrete evidence that made it necessary for them to talk to me. They had searched the home of an elderly friend of mine the day before, and had confiscated all of the letters, magazines, and newspaper clippings that I had mailed to him after moving to America. Now they had some questions: What publications had I mailed to this friend? How many, all together? To whom else had I mailed similar publications? How many? On whose instructions had I mailed these banned publications into China? And so on. So now things were coming clear: my article supporting Wei Jingsheng had sparked their interest, and their raid on my friend’s house had delivered the goods.
This elderly friend of mine was retired, lived at home, and had time on his hands. But he maintained a lively interest in public affairs, and he kept up a steady correspondence with me after I went abroad. He was always eager to learn, and wanted to use me as a way to get hold of information and opinions that were prohibited inside China. I was over fifty years old, had already been through enough political battles, and perhaps should have put him off. But I thought that, well, if I can supply the needs of an old friend for inform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send some uncensored materials to China, those are things one simply ought to do. So I began to buy magazines like Democratic China and Beijing Spring, which published independent comment on Chinese society, and to mail them to China. The police specifically asked about Liu Binyan because I had given the address of my elderly friend to Liu, who in turn had mailed some writings directly to him. They had asked about Hu Ping because another friend had sent me an article that he wanted to have published, and I had sent it to Hu Ping’s magazine Beijing Spring.
After a full day of questioning, certain things dawned on me. During all that time that I was mailing materials to my elderly friend, we thought nothing was amiss because all of them got through. In fact, though, the police had been reading the mail from the beginning and had let things pass on purpose. They wanted to catch bigger fish; they would cut me some slack, let me pile up a bad record, and then deal with everything at once when I came back to Xi’an to visit relatives.
Now their day of reckoning had arrived. First they raided the home of my elderly friend and took away what they would need for their case; one of the confiscated items, as it happened, was the issue of Beijing Spring that contained the article by my friend which I had sent to the magazine. I now realized why they had asked me about Liu Binyan and Hu P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ay. They wanted me to confirm and perhaps say more about matters that, from months of reading my mail, they already knew.
My “returnee interview” lasted into the evening. When it was over my handlers made it clear that I would remain on the seventh floor of that guest house while they prepared to spend the night with me.
In the morning they tightened the noose. The section chief who was in charge put on a stern face and said I would have to submit a written self-criticism. They would not let me go home until I put in writing that I admitted my crimes and promised never to mail this kind of publication again. I tried two or three drafts and each was rejected. The two main points at issue were: (1) my statement that “I viewed my mailings of these material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my context overseas, where, with press freedom and legal guarantees of private correspondence, such mailings violated nothing”; and (2) my insistence that the police had not just happened to discover my mailings during their raid on my friend’s house the day before my arrest, but had long been building their case by opening my mail. This monitoring of my mail, I wrote, gave me a sense of having been entrapped.
During the entire second day, the relevant section chief and department head took turns delivering harsh warnings to me. So long as I did not delete those two items from my written confession I would continue to be held. At one point the section chief adopted a pose of offering friendly advice: even if I were right about the protracted opening of my mail, he said, this was permissible under security law. I could think what I wanted about my mail; I just mustn’t write it down in black and white. In any case, so long as I persisted in my two points, I would never pass muster with their superiors.
And sure enough, during the afternoon of the second day things escalated. They took out a document that they had prepared in advance and read me an official “summons”: within twelve hours my status would shift to that of “legal detainee.” I went to bed under that cloud.
Early the next morning, before dawn, I was suddenly awakened by one of the handlers. Half-asleep, I saw before me a security agent whom I had not met before. He was using the last moments of my twelve-hour “summons” period to read me a decision on “supervised residence.” The gist was that, from this moment on, I could be held for interrogation for up to six months; I would, moreover, be responsible for my own room and board expenses.
It was well known that the methods for persecuting people had shifted in recent years and that economic punishments now had been added to the others. I suspected that the security agents were planning a shakedown, and so refused their request that I sign my name agreeing to “supervised residence.” They responded that the decision would take effect anyway, with or without my signature.
It emerged that their entire plan to “interview” me had run into some interference. This happened because, as soon as I had arrived in the guest house, I had called home and had asked my family to notify my friends and relatives in New Haven that I had been detained. The response from the US, including the State Department, had been quick, and had quickly reached high levels in Beijing, from where, it seems, word went down to Xi’an Security to be careful. As I look back now, all those procedures about “summons,” “supervised residence,” and whatnot seem likely to have been precautionary measures that the police resorted to after their plan to hold me had run into difficulty.
The third day was the beginning of a weekend, and they told me that my case would have to be resolved before the end of the work day. They kept urging me to write a new statement. Since I did want to go home, I decided to relent and open the way to a solution. I deleted the two points that I had been insisting upon, and yielded to the demand that I acknowledge the crime of which I was accused: I had violated the state security law that prohibits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or reading of materials that endanger state security.” This self-criticism worked. About 6 PM they announced that “supervised residence is ending at this point.”
I returned to my mother’s house in a foul mood, feeling sour and violated. The three days of detention had swept away my zest for visiting relatives. I lay on the bed and replayed for myself, scene by scene, the various political tests I had faced in my life, beginning with the “reactionary statements” I had made during my student days right through to that protest poster that I had put up after the Tiananmen Massacre and that had almost got me arrested. Like other “troublemakers,” I had over the years made more than a few specious “self-criticisms” in order to get past the interrogators. I lived in America now, and by staying there I could have ended all contact with these functionaries; but the threads that pulled me toward family and hometown would not let go.
So here I was, with no one to blame but myself, back for more—more humiliation by experts in “Chinese-style” self-criticism. It’s been several decades now, and we Chinese are stuck with the same old question: Why aren’t people allowed to talk, write, and read what they want? The Party and state won’t tolerate free expression on the part of the people they rule. The naively optimistic intellectuals recurrently hope that China will turn a corner, that this time we’re really going to get things on the right track. But then it always emerges that nothing fundamentally changes and we start over again. For people like me, writing self-criticism feels like falling into a very old r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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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 was sentenced to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for my “reactionary thinking.” Later I was exonerated, but I still suffered a recurring nightmare. In it I saw myself re-arrested and sent back to the labor team to begin serving another sentence. As the intensity of the nightmare increased, I would awake with a start. For years this dream attacked me at night, over and over, like a ghost clinging to my body. Its spell remained in force until I moved with my family to the US. Then I thought I was finally rid of it. But no. Now, here in Xi’an, it had ambushed me again, and this time in broad daylight. My three days in detention had left my family shocked and exhausted and had worried many of my old friends. Everybody was afraid that if I stayed in Xi’an longer something else might happen, and that things might get out of hand. They urged me to go back to America while I still could. So I decided to cut short my visit to my mother. I changed my air ticket to an earlier flight back to the US.
Any Chinese who gets detained during a trip home to China also normally receives “send-off instructions” just before being released. Your handlers tell you to seal your experiences inside yourself, just as you might seal exposed film inside a light-impenetrable canister. And they back this up with a threat: should you ever dare mention anything to the media, your next visit home will be even more rocky—in fact you might just forget about being allowed back into the country at all. This is the reason why, even though hundreds and thousands of people get harassed in things like “returnee interviews,” so few are willing—or dare—to tell what has happened to them once they reach the outside world.
On the day I was released, the State Security department head who had worked on me suddenly discovered that we had gone to the same school. Now she wanted to invite me to a grand banquet to celebrate the end of her department’s interrogation. At this dinner the agents’ admonitions and warnings now took on the flavor of a word game, since their duty to harass me was clearly behind them. Now they wanted me to join them in acknowledging their patriotic enterprise; it all made me feel that I had somehow become an accomplice in their mission to turn me inside-out.
The whole thing was, moreover, a fitting sign of the officially sponsored commercialism of recent years; even an episode of arresting and then releasing somebody was ending in a little orgy of corrupt consumption. Of course, the messages that got passed along amid the clinking of glasses were sharply pointed. For example, when you go back to the US, you should take care to protect the positive image of State Security; everything that’s happened here should be kept under wraps—let’s not have any loose tongues; and so on. And then some intimate advice, delivered in a voice intended to convey sympathetic feeling: your mother’s getting up there in years, remember; someday you’ll need to come back for those final duties of a filial son. The underlying message was clear enough: so long as I had reason to come back to Xi’an, they could do more to me if they wanted.
I had been given some intimidating warnings, and they were part of the reason why I held my tongue for nearly a year after returning to the US. But there were other reasons as well. The well-intentioned reproach and counsel of my friends and relatives came to be in some ways a bigger psychological problem than the intimidation tactics of State Security. Both in Xi’an and back in the US there were people—including my wife—who made fun of my naive behavior. Why spend good money to mail magazines to China? I had asked for trouble, and had ended by getting it. The root cause of my humiliation was my own stupidity. I hadn’t known how to protect myself.
At one point when the police were pressing me to admit that I had harmed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I became exasperated: “I didn’t organize any violence. I didn’t steal national military secrets or sell any economic intelligence—in what way did I harm national security? Is national security all that fragile? A few articles criticizing the judiciary, or the passing around of some things that the authorities don’t want people to read—things like that really threaten security?” The police found my efforts to reason with them laughable, of course. Yet still, even now, I feel the need to make my point: they can look up in their little books whatever empty rule they like, but I did nothing whatever to endanger national security. If “national security” means the security of a nation’s citizens, then the state is the biggest threat to national security.
For the person who lives in a country without legal protections, under an unmoving cloud of intimidation, the best one can often do is to go along, angling for small benefits as best one can. When the price becomes prohibitive even for something like reading an overseas magazine, what other recourse does one have? If we look at my three-day detention, we see that State Security may have failed to change my thinking, but its goal of intimidation has largely been achieved. I am not afraid to mail Beijing Spring to China again, but I no longer know of anyone willing to receive it, and I no longer have the same desire to get in touch with them. The whole episode affected a good many other people besides myself. It also brought disaster down on that elderly friend of mine. I can sense that the Chinese who were hurt or even just tainted by my case feel a certain resentment toward me, and want to keep their distance. They apparently feel that I have become a serious threat to their own security.
So why my delay in writing about my experience? A gross act of persecution can elicit a direct response of indignation. That much is easy. But when you have been persecuted the people around you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you, or criticize you, and you lose your self-confidence. It can leave you feeling helpless and frustrated, almost paralyzed, even if still full of rage. When you realize that you have caused trouble to other people, or when people close to you express disappointment at your stubbornness, your resolve to fight back starts to melt away,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Last year at Christmas and New Year’s I received almost no cards or greetings from Xi’an. The detention episode had put my relations with people there into deep freeze, and had cut me off from my hometown and roots. I feel now that the place where I was born and grew up has been lost to me forever.
I have never had any interest in the kind of attention that can come from telling one’s troubles in public, and for that reason, too, I had no plan to rush into print with my story. But human rights conditions in China are worsening. Over the past year it seems to have become an “open season” on Chinese scholars—some of whom are American citizens—who return to China to visit relatives or do research. Several have been arrested and many others have canceled trips for fear of trouble.
I cannot expect that my voice by itself will do anything to improve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China, but perhaps others can learn something from my account about how to handle it. If you are detained, for example, be sure to try to get word to the outside world as soon as possible; don’t just hope you can quietly plea-bargain your way out. Doing so only gives the other side what it wants: the chance to use pressure in secret. And don’t go along with the other side’s encouragement to confess your mistakes or guilt in detail. You may find no alternative to signing a brief statement to get yourself released; but if the purpose of the authorities is to extract from you the very materials they need in order to nail you, then you only trap yourself by talking.
Here in the US I can speak out, but it’s like shouting at a fire from the other side of a river. The moment a Chinese person steps out of China, he or she is largely separated from the struggles of the people back home who, while lacking both rights and power, somehow hope to sweep away falsity and create a secure system that will use law to serve the true interests of everyone.
After returning to New Haven I applied for American citizenship. The terrifying and absurd experience had ruined my ties to my homeland. The poet Wei Zhuang (836-910 AD) has written:
Until you grow old, do not return home;
Going back only breaks your heart.
My own sadness might be captured by changing the first line to “Once you go out, do not return home.”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Perry Link
by Kang Zhengguo,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Perry Link
A year ago, after my classes teaching Chinese at Yale were over and the students had left, I set out for my old home in Xi’an, China, to visit relatives. Early in the morning on June 15, the fifth day of my stay in my mother’s house, I had a rude awakening. Before I had gotten out of bed, eight plainclothes agents of the local State Security Bureau burst in, tersely stated their purpose, and forced me to leave with them immediately.
They said they wanted me to take part in a “returnee interview”—which was a standard thing, they said, and nothing for me to be upset about. It was just that my mother’s house was not the most convenient place for a chat, so they would need to use the sedan they had parked in a corner of the compound to bring me to a more suitable place to ask a few questions. The car made a number of turns and then raced toward the guest house of the nearby Electric Power Institute. First I had breakfast with eight agents in the downstairs dining room; then they brought me up to the seventh floor to a room that had been prepared for me. From time to time I noticed other agents heading downstairs toward the dining room. It seemed as if they had moved in during the previous evening to get things ready for me, and now were just finishing their night duty. Agents kept popping in and out of the room, as if taking part in some scheduled deployment.
Their first item of business was to inspect my documents. The agents took my Chinese passport and my US green card, and said they would keep them for the time being. This little move, both they and I knew, was in fact like attaching to me an invisible leg iron. Every Chinese who goes home and gets into trouble knows that once your documents are gone, they’ve got you. Even if they let you go, you can’t move. So there I was, still groggy from sleep, under comfortable detention in a guest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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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called it a “chat,” but it was a formal interrogation—it just started gently. In order to create a more relaxed atmosphere, they explained, they had specially recalled an old acquaintance of mine, a man who had in-terrogated me for six months after the Tiananmen events of 1989. I understood the terms of such interrogations, because I had been through them before. The questioner begins from the assumption that you are guilty of many, many crimes and that the police already know the details of all of them. He does not say what the crimes are; it is up to you to show your sincerity and earn forgiveness by confessing. The purpose of this approach is to get as much out of you as possible. If you fall for the promise that “confession brings lenience” and spill everything you know, you only get yourself and your friends more deeply into trouble. So I began by stating my own ground rules: since this was a “returnee interview,” not an interrogation, there would be no need for me to volunteer anything. Their side would have to initiate the questions from start to finish. I would answer what I could.
They began by asking about letters I had exchanged with friends in Xi’an after I had left for the West. Then they asked about my contacts in the US with Liu Binyan and Hu Ping, two well-known critic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y wanted to make clear their especially profound distaste for an essay called “The Crime of Counterrevolution and the Mendacity of Dictatorship” which I had published in the Hong Kong Ming Pao Monthly in 1995 after Wei Jingsheng had been sentenced to a second lengthy prison term. But both they and I knew that none of this added up to “endangerment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at my responses were unlikely to yield much of value to them. Hence they were obliged to play their trump card, which revealed more directly why they had arrested me.
They had, they said, concrete evidence that made it necessary for them to talk to me. They had searched the home of an elderly friend of mine the day before, and had confiscated all of the letters, magazines, and newspaper clippings that I had mailed to him after moving to America. Now they had some questions: What publications had I mailed to this friend? How many, all together? To whom else had I mailed similar publications? How many? On whose instructions had I mailed these banned publications into China? And so on. So now things were coming clear: my article supporting Wei Jingsheng had sparked their interest, and their raid on my friend’s house had delivered the goods.
This elderly friend of mine was retired, lived at home, and had time on his hands. But he maintained a lively interest in public affairs, and he kept up a steady correspondence with me after I went abroad. He was always eager to learn, and wanted to use me as a way to get hold of information and opinions that were prohibited inside China. I was over fifty years old, had already been through enough political battles, and perhaps should have put him off. But I thought that, well, if I can supply the needs of an old friend for informa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send some uncensored materials to China, those are things one simply ought to do. So I began to buy magazines like Democratic China and Beijing Spring, which published independent comment on Chinese society, and to mail them to China. The police specifically asked about Liu Binyan because I had given the address of my elderly friend to Liu, who in turn had mailed some writings directly to him. They had asked about Hu Ping because another friend had sent me an article that he wanted to have published, and I had sent it to Hu Ping’s magazine Beijing Spring.
After a full day of questioning, certain things dawned on me. During all that time that I was mailing materials to my elderly friend, we thought nothing was amiss because all of them got through. In fact, though, the police had been reading the mail from the beginning and had let things pass on purpose. They wanted to catch bigger fish; they would cut me some slack, let me pile up a bad record, and then deal with everything at once when I came back to Xi’an to visit relatives.
Now their day of reckoning had arrived. First they raided the home of my elderly friend and took away what they would need for their case; one of the confiscated items, as it happened, was the issue of Beijing Spring that contained the article by my friend which I had sent to the magazine. I now realized why they had asked me about Liu Binyan and Hu P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day. They wanted me to confirm and perhaps say more about matters that, from months of reading my mail, they already knew.
My “returnee interview” lasted into the evening. When it was over my handlers made it clear that I would remain on the seventh floor of that guest house while they prepared to spend the night with me.
In the morning they tightened the noose. The section chief who was in charge put on a stern face and said I would have to submit a written self-criticism. They would not let me go home until I put in writing that I admitted my crimes and promised never to mail this kind of publication again. I tried two or three drafts and each was rejected. The two main points at issue were: (1) my statement that “I viewed my mailings of these material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my context overseas, where, with press freedom and legal guarantees of private correspondence, such mailings violated nothing”; and (2) my insistence that the police had not just happened to discover my mailings during their raid on my friend’s house the day before my arrest, but had long been building their case by opening my mail. This monitoring of my mail, I wrote, gave me a sense of having been entrapped.
During the entire second day, the relevant section chief and department head took turns delivering harsh warnings to me. So long as I did not delete those two items from my written confession I would continue to be held. At one point the section chief adopted a pose of offering friendly advice: even if I were right about the protracted opening of my mail, he said, this was permissible under security law. I could think what I wanted about my mail; I just mustn’t write it down in black and white. In any case, so long as I persisted in my two points, I would never pass muster with their superiors.
And sure enough, during the afternoon of the second day things escalated. They took out a document that they had prepared in advance and read me an official “summons”: within twelve hours my status would shift to that of “legal detainee.” I went to bed under that cloud.
Early the next morning, before dawn, I was suddenly awakened by one of the handlers. Half-asleep, I saw before me a security agent whom I had not met before. He was using the last moments of my twelve-hour “summons” period to read me a decision on “supervised residence.” The gist was that, from this moment on, I could be held for interrogation for up to six months; I would, moreover, be responsible for my own room and board expenses.
It was well known that the methods for persecuting people had shifted in recent years and that economic punishments now had been added to the others. I suspected that the security agents were planning a shakedown, and so refused their request that I sign my name agreeing to “supervised residence.” They responded that the decision would take effect anyway, with or without my signature.
It emerged that their entire plan to “interview” me had run into some interference. This happened because, as soon as I had arrived in the guest house, I had called home and had asked my family to notify my friends and relatives in New Haven that I had been detained. The response from the US, including the State Department, had been quick, and had quickly reached high levels in Beijing, from where, it seems, word went down to Xi’an Security to be careful. As I look back now, all those procedures about “summons,” “supervised residence,” and whatnot seem likely to have been precautionary measures that the police resorted to after their plan to hold me had run into difficulty.
The third day was the beginning of a weekend, and they told me that my case would have to be resolved before the end of the work day. They kept urging me to write a new statement. Since I did want to go home, I decided to relent and open the way to a solution. I deleted the two points that I had been insisting upon, and yielded to the demand that I acknowledge the crime of which I was accused: I had violated the state security law that prohibits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or reading of materials that endanger state security.” This self-criticism worked. About 6 PM they announced that “supervised residence is ending at this point.”
I returned to my mother’s house in a foul mood, feeling sour and violated. The three days of detention had swept away my zest for visiting relatives. I lay on the bed and replayed for myself, scene by scene, the various political tests I had faced in my life, beginning with the “reactionary statements” I had made during my student days right through to that protest poster that I had put up after the Tiananmen Massacre and that had almost got me arrested. Like other “troublemakers,” I had over the years made more than a few specious “self-criticisms” in order to get past the interrogators. I lived in America now, and by staying there I could have ended all contact with these functionaries; but the threads that pulled me toward family and hometown would not let go.
So here I was, with no one to blame but myself, back for more—more humiliation by experts in “Chinese-style” self-criticism. It’s been several decades now, and we Chinese are stuck with the same old question: Why aren’t people allowed to talk, write, and read what they want? The Party and state won’t tolerate free expression on the part of the people they rule. The naively optimistic intellectuals recurrently hope that China will turn a corner, that this time we’re really going to get things on the right track. But then it always emerges that nothing fundamentally changes and we start over again. For people like me, writing self-criticism feels like falling into a very old r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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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 was sentenced to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for my “reactionary thinking.” Later I was exonerated, but I still suffered a recurring nightmare. In it I saw myself re-arrested and sent back to the labor team to begin serving another sentence. As the intensity of the nightmare increased, I would awake with a start. For years this dream attacked me at night, over and over, like a ghost clinging to my body. Its spell remained in force until I moved with my family to the US. Then I thought I was finally rid of it. But no. Now, here in Xi’an, it had ambushed me again, and this time in broad daylight. My three days in detention had left my family shocked and exhausted and had worried many of my old friends. Everybody was afraid that if I stayed in Xi’an longer something else might happen, and that things might get out of hand. They urged me to go back to America while I still could. So I decided to cut short my visit to my mother. I changed my air ticket to an earlier flight back to the US.
Any Chinese who gets detained during a trip home to China also normally receives “send-off instructions” just before being released. Your handlers tell you to seal your experiences inside yourself, just as you might seal exposed film inside a light-impenetrable canister. And they back this up with a threat: should you ever dare mention anything to the media, your next visit home will be even more rocky—in fact you might just forget about being allowed back into the country at all. This is the reason why, even though hundreds and thousands of people get harassed in things like “returnee interviews,” so few are willing—or dare—to tell what has happened to them once they reach the outside world.
On the day I was released, the State Security department head who had worked on me suddenly discovered that we had gone to the same school. Now she wanted to invite me to a grand banquet to celebrate the end of her department’s interrogation. At this dinner the agents’ admonitions and warnings now took on the flavor of a word game, since their duty to harass me was clearly behind them. Now they wanted me to join them in acknowledging their patriotic enterprise; it all made me feel that I had somehow become an accomplice in their mission to turn me inside-out.
The whole thing was, moreover, a fitting sign of the officially sponsored commercialism of recent years; even an episode of arresting and then releasing somebody was ending in a little orgy of corrupt consumption. Of course, the messages that got passed along amid the clinking of glasses were sharply pointed. For example, when you go back to the US, you should take care to protect the positive image of State Security; everything that’s happened here should be kept under wraps—let’s not have any loose tongues; and so on. And then some intimate advice, delivered in a voice intended to convey sympathetic feeling: your mother’s getting up there in years, remember; someday you’ll need to come back for those final duties of a filial son. The underlying message was clear enough: so long as I had reason to come back to Xi’an, they could do more to me if they wanted.
I had been given some intimidating warnings, and they were part of the reason why I held my tongue for nearly a year after returning to the US. But there were other reasons as well. The well-intentioned reproach and counsel of my friends and relatives came to be in some ways a bigger psychological problem than the intimidation tactics of State Security. Both in Xi’an and back in the US there were people—including my wife—who made fun of my naive behavior. Why spend good money to mail magazines to China? I had asked for trouble, and had ended by getting it. The root cause of my humiliation was my own stupidity. I hadn’t known how to protect myself.
At one point when the police were pressing me to admit that I had harmed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I became exasperated: “I didn’t organize any violence. I didn’t steal national military secrets or sell any economic intelligence—in what way did I harm national security? Is national security all that fragile? A few articles criticizing the judiciary, or the passing around of some things that the authorities don’t want people to read—things like that really threaten security?” The police found my efforts to reason with them laughable, of course. Yet still, even now, I feel the need to make my point: they can look up in their little books whatever empty rule they like, but I did nothing whatever to endanger national security. If “national security” means the security of a nation’s citizens, then the state is the biggest threat to national security.
For the person who lives in a country without legal protections, under an unmoving cloud of intimidation, the best one can often do is to go along, angling for small benefits as best one can. When the price becomes prohibitive even for something like reading an overseas magazine, what other recourse does one have? If we look at my three-day detention, we see that State Security may have failed to change my thinking, but its goal of intimidation has largely been achieved. I am not afraid to mail Beijing Spring to China again, but I no longer know of anyone willing to receive it, and I no longer have the same desire to get in touch with them. The whole episode affected a good many other people besides myself. It also brought disaster down on that elderly friend of mine. I can sense that the Chinese who were hurt or even just tainted by my case feel a certain resentment toward me, and want to keep their distance. They apparently feel that I have become a serious threat to their own security.
So why my delay in writing about my experience? A gross act of persecution can elicit a direct response of indignation. That much is easy. But when you have been persecuted the people around you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you, or criticize you, and you lose your self-confidence. It can leave you feeling helpless and frustrated, almost paralyzed, even if still full of rage. When you realize that you have caused trouble to other people, or when people close to you express disappointment at your stubbornness, your resolve to fight back starts to melt away,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Last year at Christmas and New Year’s I received almost no cards or greetings from Xi’an. The detention episode had put my relations with people there into deep freeze, and had cut me off from my hometown and roots. I feel now that the place where I was born and grew up has been lost to me forever.
I have never had any interest in the kind of attention that can come from telling one’s troubles in public, and for that reason, too, I had no plan to rush into print with my story. But human rights conditions in China are worsening. Over the past year it seems to have become an “open season” on Chinese scholars—some of whom are American citizens—who return to China to visit relatives or do research. Several have been arrested and many others have canceled trips for fear of trouble.
I cannot expect that my voice by itself will do anything to improve the human rights situation in China, but perhaps others can learn something from my account about how to handle it. If you are detained, for example, be sure to try to get word to the outside world as soon as possible; don’t just hope you can quietly plea-bargain your way out. Doing so only gives the other side what it wants: the chance to use pressure in secret. And don’t go along with the other side’s encouragement to confess your mistakes or guilt in detail. You may find no alternative to signing a brief statement to get yourself released; but if the purpose of the authorities is to extract from you the very materials they need in order to nail you, then you only trap yourself by talking.
Here in the US I can speak out, but it’s like shouting at a fire from the other side of a river. The moment a Chinese person steps out of China, he or she is largely separated from the struggles of the people back home who, while lacking both rights and power, somehow hope to sweep away falsity and create a secure system that will use law to serve the true interests of everyone.
After returning to New Haven I applied for American citizenship. The terrifying and absurd experience had ruined my ties to my homeland. The poet Wei Zhuang (836-910 AD) has written:
Until you grow old, do not return home;
Going back only breaks your heart.
My own sadness might be captured by changing the first line to “Once you go out, do not return home.”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Perry Link
Friday, April 16, 2010
马尾法院，卧槽泥马！
马尾法院，卧槽泥马！
发表时间：2010-4-16 18:37:00 阅读次数:2 所属分类：未分类
福建三网民范燕琼、游精佑和吴华英因言获罪案，今天早上8点30分在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开庭。上千名来自各地的网友及围观民众在现场声援，大家高喊三网友无罪的口号。今天当地政府派出五百多名警察、保安，在法院的警戒线上戒备。网友通过互联网对现场情况进行了直播。
中午12点左右获悉，福州马尾法院对范燕琼、游精佑、吴华英进行了判决，范、吴当庭表示上诉，游表示会考虑上诉。辩护律师刘晓原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范燕琼、游精佑、吴华英构成诽谤罪，范燕琼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游精佑和吴华英分别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罪名这次又改变了，最先涉嫌诽谤罪抓的，逮捕的时候改为诬告陷害，现在又回到诽谤罪。
对于当局的判决结果，刘晓原说：“这个结果我是无法理解的，这个案件我们始终认为，现有的证据和法律规定都不构成犯罪，既不构成诬告陷害，更无构成诽谤，对这个判决，我非常失望和不公。
三网民在庭上为自己做了非常精彩辩护，范燕琼还是呼着氧气，坐着轮椅出庭受审。旁听人员除了家属外，其余都是年轻的便衣。律师坚持要求林秀英和聂志雄出庭作证，仍遭到法庭的拒绝。
这次声援活动，网友准备充分，文化衫、宣传标语、宣传画，纷纷向路人及围观者展示了案件真相及要求追求民主正义的呼声。网友们把这次维权行动定义为中国民主道路上的转捩点，这是中国人克服恐惧，走向街头的一次实质行动。
大纪元记者和现场网友进行了连线，当庭外守护的上千网友听到宣判结果后，家属和广大线民情绪激动，齐声高唱：亚克西！亚克西！马尾法院，卧槽泥马！现场有序的齐喊：抗议、抗议、抗议……福州法院无耻、王鑫下台，唱起了国际歌……网友都哭了，现场一片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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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后现场唱歌和哭声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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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后现场喊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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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前现场:传来阵阵高呼口号声：吴华英无罪，我们爱你们，我们支持你们，言论无罪，自由万岁，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游精佑、范燕琼、吴华英无罪……)
在现场的维权人士王译说：“我们早上六点钟就到了，今天处于非常有序的状况，排着队，喊着口号上来了，我们的口号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们怕一旦秩序一乱，被他们抓住口舌。过来后，我们自己拉起了警戒线，免打扰的警戒线，他们(警察)也开始拉警戒线。？”
“现在警察比上次多的多，把我们隔在法庭外面，把我们堵在一条马路上，全国各地的网友都往这边赶，有很多人围观，估计有二千人，还有很多网友被堵在外面，警戒线外面有好多群众。今天三网友的每家家属进去三个人旁听。”
中午十一点左右，屠夫在Twitter发来消息，对目前判决不乐观，大批武警正在来的路上，不知道会怎么样?目前法院门前上下行线已经能全部封锁，已无退路，6辆拉人大巴车隐藏于附近街区……
三网友关注团的成员王荔蕻、屠夫、朱承志、华泽、王译、天天、单亚娟、张健、李金城等，日前先行到达福州声援。Twitter网友发来消息，今天现场约有来自全国各地包括香港的声援者约近千人，艾未未已到马尾庭审现场。
郝劲松律师在Twitter现场直播福建马尾法院审理：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法院门口越聚越多，估计现在有2000多人。对中国人来讲,从思考到行动是一个坎,今天法院门前,有很多中国人正在跨跃这一看似艰难的坎坷,他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在这里,为了三个素不相识的人,他们捍卫着自己的言论自由,捍卫自己的民主表达权。
该案于去年11月11日首次开庭审理。审理后超过了一般的法定羁押期限仍无法下判，律师就此质疑超期羁押。但法院称，经过批准，本案须经马尾区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
今年3月19日，该案在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开庭。但开庭不到一分钟，法院公诉人即以补充证据为由申请延期。对此辩护律师刘晓原提出严重抗议，数百网友也在法庭外大声抗议和声援律师。
福建马尾“三网民”的诬告陷害案不仅引起了广大网民的极大关注，还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
现场声援人士有著名维权人士、记者、律师还有平民百姓。有访民在现场哭诉，指控福州的司法腐败。声援活动在中午两点左右结束。
有网友表示，福建“三网民”被判的事情绝不能袖手旁观，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或许终有一天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关注此次事件，关注每一个到现场的人，彼此支持、彼此温暖，即使他们要“秋后算账”，也要让他们有所忌惮！
事件背景
福建25岁女子严晓玲离奇死亡一事曝光于2009年6月底，与当时正处于全国舆论刀口浪尖的巴东民女邓玉娇手刃淫官案同样引起人们震惊。
网上根据严母林秀英讲述和相关材料整理披露的文章《闽清“严晓玲”比巴东“邓玉娇”悲惨一万倍》，文中叙述，25岁的严晓玲被闽清黑恶人员聂志雄胁迫卖淫、2008年2月一夜间遭官警匪8人轮奸致死。在家属的质疑下，警方将严晓玲子宫等器官割下以毁灭证据，对外宣称其“宫外孕死亡”来掩盖事实真相。
福建省福州公安局曾于2009年6月2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高调澄清，称“闽清严晓玲遭轮奸致死”事件调查鉴定结论是“严晓玲系输卵管妊娠破裂致出血性休克死亡，不存在暴力、中毒或轮奸致死问题。”
这则名为《闽清“严晓玲”比巴东“邓玉娇”悲惨一万倍》的帖子，经19万次转载，引来众多愤怒的评论。网民范燕琼、游精佑和吴华英等人先后因代严母林秀英书写冤情发网帖和上传“严晓玲母亲林秀英口述案件”视频，被福州马尾警方以涉嫌“诽谤罪”刑事拘留，后于侦察阶段再改罪名为“诬告陷害”批捕。
发表时间：2010-4-16 18:37:00 阅读次数:2 所属分类：未分类
福建三网民范燕琼、游精佑和吴华英因言获罪案，今天早上8点30分在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开庭。上千名来自各地的网友及围观民众在现场声援，大家高喊三网友无罪的口号。今天当地政府派出五百多名警察、保安，在法院的警戒线上戒备。网友通过互联网对现场情况进行了直播。
中午12点左右获悉，福州马尾法院对范燕琼、游精佑、吴华英进行了判决，范、吴当庭表示上诉，游表示会考虑上诉。辩护律师刘晓原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范燕琼、游精佑、吴华英构成诽谤罪，范燕琼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游精佑和吴华英分别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罪名这次又改变了，最先涉嫌诽谤罪抓的，逮捕的时候改为诬告陷害，现在又回到诽谤罪。
对于当局的判决结果，刘晓原说：“这个结果我是无法理解的，这个案件我们始终认为，现有的证据和法律规定都不构成犯罪，既不构成诬告陷害，更无构成诽谤，对这个判决，我非常失望和不公。
三网民在庭上为自己做了非常精彩辩护，范燕琼还是呼着氧气，坐着轮椅出庭受审。旁听人员除了家属外，其余都是年轻的便衣。律师坚持要求林秀英和聂志雄出庭作证，仍遭到法庭的拒绝。
这次声援活动，网友准备充分，文化衫、宣传标语、宣传画，纷纷向路人及围观者展示了案件真相及要求追求民主正义的呼声。网友们把这次维权行动定义为中国民主道路上的转捩点，这是中国人克服恐惧，走向街头的一次实质行动。
大纪元记者和现场网友进行了连线，当庭外守护的上千网友听到宣判结果后，家属和广大线民情绪激动，齐声高唱：亚克西！亚克西！马尾法院，卧槽泥马！现场有序的齐喊：抗议、抗议、抗议……福州法院无耻、王鑫下台，唱起了国际歌……网友都哭了，现场一片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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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ma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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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前现场:传来阵阵高呼口号声：吴华英无罪，我们爱你们，我们支持你们，言论无罪，自由万岁，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光辉，游精佑、范燕琼、吴华英无罪……)
在现场的维权人士王译说：“我们早上六点钟就到了，今天处于非常有序的状况，排着队，喊着口号上来了，我们的口号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们怕一旦秩序一乱，被他们抓住口舌。过来后，我们自己拉起了警戒线，免打扰的警戒线，他们(警察)也开始拉警戒线。？”
“现在警察比上次多的多，把我们隔在法庭外面，把我们堵在一条马路上，全国各地的网友都往这边赶，有很多人围观，估计有二千人，还有很多网友被堵在外面，警戒线外面有好多群众。今天三网友的每家家属进去三个人旁听。”
中午十一点左右，屠夫在Twitter发来消息，对目前判决不乐观，大批武警正在来的路上，不知道会怎么样?目前法院门前上下行线已经能全部封锁，已无退路，6辆拉人大巴车隐藏于附近街区……
三网友关注团的成员王荔蕻、屠夫、朱承志、华泽、王译、天天、单亚娟、张健、李金城等，日前先行到达福州声援。Twitter网友发来消息，今天现场约有来自全国各地包括香港的声援者约近千人，艾未未已到马尾庭审现场。
郝劲松律师在Twitter现场直播福建马尾法院审理：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法院门口越聚越多，估计现在有2000多人。对中国人来讲,从思考到行动是一个坎,今天法院门前,有很多中国人正在跨跃这一看似艰难的坎坷,他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在这里,为了三个素不相识的人,他们捍卫着自己的言论自由,捍卫自己的民主表达权。
该案于去年11月11日首次开庭审理。审理后超过了一般的法定羁押期限仍无法下判，律师就此质疑超期羁押。但法院称，经过批准，本案须经马尾区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
今年3月19日，该案在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法院开庭。但开庭不到一分钟，法院公诉人即以补充证据为由申请延期。对此辩护律师刘晓原提出严重抗议，数百网友也在法庭外大声抗议和声援律师。
福建马尾“三网民”的诬告陷害案不仅引起了广大网民的极大关注，还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
现场声援人士有著名维权人士、记者、律师还有平民百姓。有访民在现场哭诉，指控福州的司法腐败。声援活动在中午两点左右结束。
有网友表示，福建“三网民”被判的事情绝不能袖手旁观，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或许终有一天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关注此次事件，关注每一个到现场的人，彼此支持、彼此温暖，即使他们要“秋后算账”，也要让他们有所忌惮！
事件背景
福建25岁女子严晓玲离奇死亡一事曝光于2009年6月底，与当时正处于全国舆论刀口浪尖的巴东民女邓玉娇手刃淫官案同样引起人们震惊。
网上根据严母林秀英讲述和相关材料整理披露的文章《闽清“严晓玲”比巴东“邓玉娇”悲惨一万倍》，文中叙述，25岁的严晓玲被闽清黑恶人员聂志雄胁迫卖淫、2008年2月一夜间遭官警匪8人轮奸致死。在家属的质疑下，警方将严晓玲子宫等器官割下以毁灭证据，对外宣称其“宫外孕死亡”来掩盖事实真相。
福建省福州公安局曾于2009年6月2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高调澄清，称“闽清严晓玲遭轮奸致死”事件调查鉴定结论是“严晓玲系输卵管妊娠破裂致出血性休克死亡，不存在暴力、中毒或轮奸致死问题。”
这则名为《闽清“严晓玲”比巴东“邓玉娇”悲惨一万倍》的帖子，经19万次转载，引来众多愤怒的评论。网民范燕琼、游精佑和吴华英等人先后因代严母林秀英书写冤情发网帖和上传“严晓玲母亲林秀英口述案件”视频，被福州马尾警方以涉嫌“诽谤罪”刑事拘留，后于侦察阶段再改罪名为“诬告陷害”批捕。
Tuesday, March 9, 2010
江平：China's Rule of Law is in Full Retreat
China's Rule of Law is in Full Retreat
By Jiang PingMar 3, 2010 - 9:27:54 AM
China's Rule of Law is in Full Retreat
by Jiang PingFebruary 21, 2010
Attending today's lunch and hearing so much praise makes me feel very uneasy. I don't know how many times I have celebrated my birthday this year, and here comes Sun Guodong, hosting yet another event.The first celebration was with fellow scholars and the second with my family, but I felt like something was missing. There was no event with lawyers, or rather we might say some lawyers wanted to have a birthday celebration for me but didn't have a chance. I think today's event might settle that. However, in listening to these words of praise my ears have pricked up, as I must say you have expressed aspirations I have definitely never fulfilled. Perhaps it was just the circumstances around me. Because today the situation for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is grim. So in these circumstances perhaps your expectations of me are even higher. But I think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do enough.Strictly speaking, in the 30 years of reform what I did was call for private rights. I chose civil law and private rights because those areas were weak in China, or rather in a China with such strong public powers, private rights were always in a weak position. Private rights include the rights of private enterprise, of private property, and perhaps even broader personal rights.Today, I will just mention three issues, but these are not the same three you all just suggested. The first private right I will mention is the Shanxi coal mine problem [private coal miners were encouraged to invest then their mines were taken by the state at low or no compensation]. The Shanxi coal miners demonstrate a violation of the rights of private property and private enterprise, a brazen violation of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s.The second is the Li Zhuang case [the defense lawyer convicted of inciting false testimony in the Chongqing mafia crackdown]. When Wu Xiaoji brought over Li's defense lawyer to talk to me, we chatted for a long time about what happened in court that day and the entire procedural history of the case. After hearing about it, I was furious. No matter what you think about it, from the most basic level, procedural justice was violated. The evidence was not brought out and many of the witnesses did not appear in cou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idence, that case had serious problems.The third is the Liu Xiaobo case. When I heard about the Liu Xiaobo verdict, I felt it was a crime of speech -- a very dangerous thing. China has a long tradition of criminalizing speech, and if we let that tradition continue today, and if those with a sense of justice can't express their views, then our problems are just too serious. Or perhaps, for those of us engaged in the rule of law, if even we take a hands-off approach -- if there is not a single voice of justice among us -- then I think that is really dangerous.So, looking at China's current situation, I think we are in a period where the rule of law is in retreat. Or perhaps, building the rule of law, judicial reform, and political reform are all moving backwards. This is my first thought.My second thought: In the last two books I published, I used the term "cry out" in the title. The first book was called "What I can do is cry out." I recently published a book that I edited by hand, putting together some of my prior work in a careful compilation that I called "Private Rights Cry Out." This latest is part of a series of 100 works of top people in the humanities; in that series I am the only one from the legal field. Why did I choose the word "cry out," and why in the last two years? Of course, I have been enlightened by Lu Xun's example, but it is not only that. I think that choosing "cry out" is important because the situation has become more oppressive. That is to say the environment outside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In those circumstances, one must "cry out." No matter what words you choose, when the circumstances are urgent, you must call out with your voice.I also use "cry out" to to be clear about another issue: we must both dare to fight and be good at fighting. Given the conditions for building the rule of law today, these two things need to be merged. This is something I have pondered a long time, and it is very difficult. Perhaps you are good at fighting but you don't dare stand up. Or you dare to fight, but lose your sense of proportion. Because the basic essence of the problem in China is problem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the foundation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If the political system does not reform, then nothing else can reform. If the political system does not reform, then your rule of law, your judicial reform, your anything-else will not be much of an achievement. In those circumstances, it is easy for you to "cross the line," to step into forbidden territory. So in China's circumstances how to put those two things together -- to both dare to fight and be good at fighting -- this is a formidable task.I remember that Ji Weidong once wrote about this problem, and this has given me something to think about. He wrote: How is it that someone like Jiang Ping can exist in China's current political conditions, how is that he does not "cross the line" too far? Of course, the leadership values you, but they are also conscious that they need to be careful about you. I could be regarded as "inside the line" and also be regarded as "outside the line." That position is actually very difficult. I think that at this moment we should carefully position ourselves as in between of those "inside the line" and those "outside the line", this way everything will be a bit better.My third thought is that overall I am still an optimist. In the past, I used to love to say that China's rule of law was two steps forward, one step back. I still haven't changed that view today. Because in terms of the protection of private rights, today's China is vastly improved over the past. Needless to say, this is the case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or even more needless to say it is the case compared to the decad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30 years of reform, with the "baptism" of the Property Law, rights consciousness about private rights protection has been enormously improved. The Chengdu self-immolation case, or other cases, already demonstrate that people's sense of private rights have woken up. Add the function of law to the awakening sense of rights consciousness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can be extremely powerful.Twenty years ago, when we passed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it was hard to imagine that such a law could help protect private rights. But today, whether by litigation or other methods, protecting your own rights is something we can say everyone understands. Everyone understands that their rights cannot be infringed. Perhaps in some places the projection of private rights is overlooked, or in some places it is abused. But no matter what, today when we stress protecting private rights, we want to stress two things: first, ordinary personal rights must be protected, but we also must pay attention to not abusing power. If we grasp this, everything will be fine.So today I would like to thank everyone here. So many of you are still here. Some of the scholars have left, but you lawyers have persisted to the end. This also helps explain an important issue, as Pu Zhiqiang just put it as well. Like our lawyers today,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genuinely interested in the fate of China's rule of law. Lawyers definitely don't only want to make money; many lawyers have come to understand and think about our country's destiny, the future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That way of thinking, and that theme, has already taken root in our heads.I think this is very heartening phenomenon. I believe that China certainly has a bright future. The world trends are unmistakable: whether human rights, democracy, or freedom, these are irresistible trends. All the world's people are moving forward. That we are moving backward is only temporary. Or perhaps, for the time that some people reign, they can do as they please. But after he steps down, he has no status. I think this is the truth.
By Jiang PingMar 3, 2010 - 9:27:54 AM
China's Rule of Law is in Full Retreat
by Jiang PingFebruary 21, 2010
Attending today's lunch and hearing so much praise makes me feel very uneasy. I don't know how many times I have celebrated my birthday this year, and here comes Sun Guodong, hosting yet another event.The first celebration was with fellow scholars and the second with my family, but I felt like something was missing. There was no event with lawyers, or rather we might say some lawyers wanted to have a birthday celebration for me but didn't have a chance. I think today's event might settle that. However, in listening to these words of praise my ears have pricked up, as I must say you have expressed aspirations I have definitely never fulfilled. Perhaps it was just the circumstances around me. Because today the situation for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is grim. So in these circumstances perhaps your expectations of me are even higher. But I think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do enough.Strictly speaking, in the 30 years of reform what I did was call for private rights. I chose civil law and private rights because those areas were weak in China, or rather in a China with such strong public powers, private rights were always in a weak position. Private rights include the rights of private enterprise, of private property, and perhaps even broader personal rights.Today, I will just mention three issues, but these are not the same three you all just suggested. The first private right I will mention is the Shanxi coal mine problem [private coal miners were encouraged to invest then their mines were taken by the state at low or no compensation]. The Shanxi coal miners demonstrate a violation of the rights of private property and private enterprise, a brazen violation of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s.The second is the Li Zhuang case [the defense lawyer convicted of inciting false testimony in the Chongqing mafia crackdown]. When Wu Xiaoji brought over Li's defense lawyer to talk to me, we chatted for a long time about what happened in court that day and the entire procedural history of the case. After hearing about it, I was furious. No matter what you think about it, from the most basic level, procedural justice was violated. The evidence was not brought out and many of the witnesses did not appear in cou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idence, that case had serious problems.The third is the Liu Xiaobo case. When I heard about the Liu Xiaobo verdict, I felt it was a crime of speech -- a very dangerous thing. China has a long tradition of criminalizing speech, and if we let that tradition continue today, and if those with a sense of justice can't express their views, then our problems are just too serious. Or perhaps, for those of us engaged in the rule of law, if even we take a hands-off approach -- if there is not a single voice of justice among us -- then I think that is really dangerous.So, looking at China's current situation, I think we are in a period where the rule of law is in retreat. Or perhaps, building the rule of law, judicial reform, and political reform are all moving backwards. This is my first thought.My second thought: In the last two books I published, I used the term "cry out" in the title. The first book was called "What I can do is cry out." I recently published a book that I edited by hand, putting together some of my prior work in a careful compilation that I called "Private Rights Cry Out." This latest is part of a series of 100 works of top people in the humanities; in that series I am the only one from the legal field. Why did I choose the word "cry out," and why in the last two years? Of course, I have been enlightened by Lu Xun's example, but it is not only that. I think that choosing "cry out" is important because the situation has become more oppressive. That is to say the environment outside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In those circumstances, one must "cry out." No matter what words you choose, when the circumstances are urgent, you must call out with your voice.I also use "cry out" to to be clear about another issue: we must both dare to fight and be good at fighting. Given the conditions for building the rule of law today, these two things need to be merged. This is something I have pondered a long time, and it is very difficult. Perhaps you are good at fighting but you don't dare stand up. Or you dare to fight, but lose your sense of proportion. Because the basic essence of the problem in China is problem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the foundation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If the political system does not reform, then nothing else can reform. If the political system does not reform, then your rule of law, your judicial reform, your anything-else will not be much of an achievement. In those circumstances, it is easy for you to "cross the line," to step into forbidden territory. So in China's circumstances how to put those two things together -- to both dare to fight and be good at fighting -- this is a formidable task.I remember that Ji Weidong once wrote about this problem, and this has given me something to think about. He wrote: How is it that someone like Jiang Ping can exist in China's current political conditions, how is that he does not "cross the line" too far? Of course, the leadership values you, but they are also conscious that they need to be careful about you. I could be regarded as "inside the line" and also be regarded as "outside the line." That position is actually very difficult. I think that at this moment we should carefully position ourselves as in between of those "inside the line" and those "outside the line", this way everything will be a bit better.My third thought is that overall I am still an optimist. In the past, I used to love to say that China's rule of law was two steps forward, one step back. I still haven't changed that view today. Because in terms of the protection of private rights, today's China is vastly improved over the past. Needless to say, this is the case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or even more needless to say it is the case compared to the decad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30 years of reform, with the "baptism" of the Property Law, rights consciousness about private rights protection has been enormously improved. The Chengdu self-immolation case, or other cases, already demonstrate that people's sense of private rights have woken up. Add the function of law to the awakening sense of rights consciousness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can be extremely powerful.Twenty years ago, when we passed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it was hard to imagine that such a law could help protect private rights. But today, whether by litigation or other methods, protecting your own rights is something we can say everyone understands. Everyone understands that their rights cannot be infringed. Perhaps in some places the projection of private rights is overlooked, or in some places it is abused. But no matter what, today when we stress protecting private rights, we want to stress two things: first, ordinary personal rights must be protected, but we also must pay attention to not abusing power. If we grasp this, everything will be fine.So today I would like to thank everyone here. So many of you are still here. Some of the scholars have left, but you lawyers have persisted to the end. This also helps explain an important issue, as Pu Zhiqiang just put it as well. Like our lawyers today,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genuinely interested in the fate of China's rule of law. Lawyers definitely don't only want to make money; many lawyers have come to understand and think about our country's destiny, the future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That way of thinking, and that theme, has already taken root in our heads.I think this is very heartening phenomenon. I believe that China certainly has a bright future. The world trends are unmistakable: whether human rights, democracy, or freedom, these are irresistible trends. All the world's people are moving forward. That we are moving backward is only temporary. Or perhaps, for the time that some people reign, they can do as they please. But after he steps down, he has no status. I think this is the truth.
Thursday, December 24, 2009
圣诞祝福
圣诞祝福
圣诞老人就要出发送礼物了，有几个人的住处有重大变动，礼物送不出去，他们是京城小波，福建游精佑，四川两好人黄琦和谭作人。家人的殷切思恋感动得驯鹿们忘了本民族语言，它们第一次用中文大声鸣唱：妈妈盼望你回家过圣诞节！ less than 5 seconds ago from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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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bahuang
杜绝良心犯 和谐过圣诞 6 minutes ago from web
tianbahuang
圣诞老人的驯鹿不是马，有一个叫鲁道夫，孩子们一起戴黄丝带，唱圣诞颂歌吧，有礼物，最珍贵的礼物是宪政的阳光，而不是夏天的红太阳。 about 2 hours ago from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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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bahuang
孩子们恶狠狠地唱红歌，几个退休老教师又吓得大小便失禁了，在换了4套第四代尿不湿后，有人发话了：先唱红，再拉黑，接着是学生打老师，人整人，然后就是饿死人，整死人——骗术用一次还管用，指鹿为马的把戏在21世纪想在玩出点新意好难，除非是救世主降临。 about 2 hours ago from web
圣诞老人就要出发送礼物了，有几个人的住处有重大变动，礼物送不出去，他们是京城小波，福建游精佑，四川两好人黄琦和谭作人。家人的殷切思恋感动得驯鹿们忘了本民族语言，它们第一次用中文大声鸣唱：妈妈盼望你回家过圣诞节！ less than 5 seconds ago from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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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良心犯 和谐过圣诞 6 minutes ago from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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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老人的驯鹿不是马，有一个叫鲁道夫，孩子们一起戴黄丝带，唱圣诞颂歌吧，有礼物，最珍贵的礼物是宪政的阳光，而不是夏天的红太阳。 about 2 hours ago from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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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恶狠狠地唱红歌，几个退休老教师又吓得大小便失禁了，在换了4套第四代尿不湿后，有人发话了：先唱红，再拉黑，接着是学生打老师，人整人，然后就是饿死人，整死人——骗术用一次还管用，指鹿为马的把戏在21世纪想在玩出点新意好难，除非是救世主降临。 about 2 hours ago from web
Friday, May 1, 2009
Return from silence____a comment on Ai Qing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斗群众不受制肘永远做权力的主人玩弄人于股掌他不如湖南毛泽东
行军打仗临阵决机难免最终败亡他不如湖北林彪
研究学问见微知著见识卓越他不如安徽胡适
激流勇进全身而退他不如四川郭沫若
他经受了常人的苦难
矢志不渝
用嘶哑的喉咙
发出真诚的声音
纪念艾青 天霸qq864056788
In Wuhan in the winter of 1937 a young poet with a fierce love of his motherland turned an angry eye on the horizon of snow that smothered China--a land being ravaged by the Japanese invaders,frozen by the cowardly lack of risistance of China.
"Cold blockades China,"he wrote."The wind,like an old woman with many grievances,closely follows behind,stretches out her claws,tugs at clothes of passing people,her words as old as the earth,comlaining,never ceasing..."
Twenty years later,in a compaign against "rightists"<1957--1958>in the new People's Republic,Ai Qing was labelled a Rightist.Poems such as Snow falls on the Chinese land,some critics said,were gloomy and pessimistic.They deliberately distorted the meaning of these verses,ignoring those with which the poet had closed his poem---lines that belied their charge:
Oh China,
On this lampless night
Can my weak lines
Give you a little warmth?
Ai Qing and his poems disappeared from public life after these attacks.The silence surrounding him lasted so long that foreign admirers began to believe him dead.In a sense,a new snow was falling on China.Forces trying to undermine the society were slowly stifling demorcracy,working their way into high positions and creating the havoc with which they thought they could seize power from the masses whom Ai Qing had always served.In late 1978 the charges previously against Ai Qing were declared false and he was officially exonerated.Of these two long decades of silence Ai Qing says only,"following the spring of 1958,I went to work on a state farm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for a year and a half and then in the winter of 1959 to a state farm in Xinjiang,wher I lived for 16 years."During this period ,though he continued to write poems,publication was denied to him.
Ai Qing,thoughtout his long life,has asked only one thing of his poems:that they "give a little warmth",a stiffening of will and courage,to the victims of injustice,the disinherited of China.Pessimism has not been a main factor in his life.Even in The Trumpeter<1939>,when his hero,no more than a boy,falls in the smoke and flame of battle,he writes:
No one saw him fall
down to earth he loved above all things,
His hand still grasping the trumpet,
......
Listen!
The trumpet is still singing!
Born Jiang Haicheng in 1910,Ai Qing came from a landlord's family in Jinhua County,Zhejiang Province.Because a fortuneteller had declared that it was his fate to harm his parents,he was sent away to be brought
up by a poor peasant woman.This poor women did not even have a name,so people called her by the name of her village,Dayanhe.When he was 5 years old he was brought back home.As a further guarantee against the interference of fate,he was not allowed to call his parents "father"and "mother"but had to call them "uncle"and"aunt".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he was to detest fortune telling and all other superstitions.In his home,he remarked later,"I grew up in a milieu of indifference and disdain."..."My childhood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me and my family weae portrayed in my poem Dayanhe---my nurse and My father,The first written in 1933,the second in 1941.Yet in these works his memories of both are so vividly expressed---the one glowing with love,the other sadly scornful of a man who passed his life"the most tranquilly in an epoch the most troubled"."Dayanhe,"he says to his foster-mother,"I an the son of a landlord..."and in the same breath finishes the line with "and I drank your milk to the last drop"."My father,thrash his children to train them and became the tyrant of the family."Whatever else this training did for Ai Qing,it was a school for rebellion.His father thought that book knowledge gained in regular school was useful"first,to ornament the facade,second,to safeguard the family patrimony".Worse still to a youth in a time of fervent national patriotism:
My father,unmoved before the revolution,
Waited,indifferent,for progress.
He knew that this was the wave
but strove to avoidthe torrent,
Keeping his distance and watching it...
He was a most ordinary man,
Poltroon enough to stick calmly to his duties.
The" middle way",conservative,greedy,complaisant,
......
As did innumerable landlords of China.
He considered his tiny lost village
As his immutable kingdom.
He had received from his ancestors a patrimony
That he would pass on to his descendants,
Neither larger nor smaller.
That was hie entire life---
And it was for this that I pitied him.
It was in primary school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in 1919 that he first heard of such ideas as "democracy"and "science",In middle school he read some works of Lu Xun,he first heard of the idea of class struggle and read a mimeographed copy of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his home district.In 1928 he entered the National West Lake School of Art ih Hongzhou,where the artist Lin Fengmian《林风眠》was then the principal.Lin recognized his talent but told him,"You won't learn anything here.You'd better go abroad."One evening in 1929 ,now no longer able to hold his son in this"decrepit village",Ai Qing's father dug up 1000 Mexican silver dollars from under a plank in the floor and,"with trembling hands and a sombre mien"said,"return in a few years.Don't let any pleasure make you forget to come back."Thus he left to study in France.Here he read widely,supporting himself by working in a small factory making Chinese lacquer ware.He became familiar with the poems of Rimbaud,Yesenin,Blok and Mayakovsky and especially those of the Belgian poet,Verhaeren.In January 1932 Ai Qing return to Shanghai where he promptly joined the Left-wing Artists Association and organized a group of painters.In July of the same year he was thrown into prison for being opposed to Chiang Kai-shek《蒋介石》.His three years in prison were productive years.Here he wrote Dayanhe---My nurse and a number of other poems,for the first time using the pen name Ai Qing.The poems were published as a collection in 1936 and mark Ai Qing's turn from to literature.His time behind bars carried him closer to the poor and the oppressed.His release in October 1935 began what one writer has called"a wandering,fighting life",a poet-soldier sharing the life of millions of Chinese patriots in those years.When the war against Japan broke out in 1937 he left Shanghai,went to Wuhan first,the went back to the north,to Shanxi and Shaanxi,the went to south again,spent some time in Guilin as editor of The South,a supplement of the Guangxi Daily,taught in a teacher-training school in Hunan and went to Chongqing in 1940.Finally with the help of Zhou Enlai《周恩来》，He arrived in Yanan.working for communist work.Here he witnessed"Zhengfeng Movement"sponsored by Mao Zedong to extinct his political opposers.In early 1949 he entered Beijing with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He took part in the Congress of Literature and Art Workers.At Liberation he was given the task of taking over the Central Art Academy and at the same time became the vice-editor of People's Literature.
The mirror<1978>,which he thinks is one of his best poets:"It loves truth deeply,/never hiding defects./It is honest with those who seek it./...Some avoid it/because it is too frank./There are even some/who hate it and wish to smash it."marks his straightforward,uncimplicated honesty.Like most Chinese they grope and trample in darkness,sometimes struggle and enduring are not enough,without checks and balances to prevent abuse of public power,the so-called liberaters might have turned into oppressers far more quickly than we might think.without ballot papers,commom people,although far outnumbered,have little influence on public decisions and conmsequently cannot command our own fate.
By Robert C. Friend《中国文学》英文月刊1979年第6期
Adapted by黄天霸
Apr. 30 2009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斗群众不受制肘永远做权力的主人玩弄人于股掌他不如湖南毛泽东
行军打仗临阵决机难免最终败亡他不如湖北林彪
研究学问见微知著见识卓越他不如安徽胡适
激流勇进全身而退他不如四川郭沫若
他经受了常人的苦难
矢志不渝
用嘶哑的喉咙
发出真诚的声音
纪念艾青 天霸qq864056788
In Wuhan in the winter of 1937 a young poet with a fierce love of his motherland turned an angry eye on the horizon of snow that smothered China--a land being ravaged by the Japanese invaders,frozen by the cowardly lack of risistance of China.
"Cold blockades China,"he wrote."The wind,like an old woman with many grievances,closely follows behind,stretches out her claws,tugs at clothes of passing people,her words as old as the earth,comlaining,never ceasing..."
Twenty years later,in a compaign against "rightists"<1957--1958>in the new People's Republic,Ai Qing was labelled a Rightist.Poems such as Snow falls on the Chinese land,some critics said,were gloomy and pessimistic.They deliberately distorted the meaning of these verses,ignoring those with which the poet had closed his poem---lines that belied their charge:
Oh China,
On this lampless night
Can my weak lines
Give you a little warmth?
Ai Qing and his poems disappeared from public life after these attacks.The silence surrounding him lasted so long that foreign admirers began to believe him dead.In a sense,a new snow was falling on China.Forces trying to undermine the society were slowly stifling demorcracy,working their way into high positions and creating the havoc with which they thought they could seize power from the masses whom Ai Qing had always served.In late 1978 the charges previously against Ai Qing were declared false and he was officially exonerated.Of these two long decades of silence Ai Qing says only,"following the spring of 1958,I went to work on a state farm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for a year and a half and then in the winter of 1959 to a state farm in Xinjiang,wher I lived for 16 years."During this period ,though he continued to write poems,publication was denied to him.
Ai Qing,thoughtout his long life,has asked only one thing of his poems:that they "give a little warmth",a stiffening of will and courage,to the victims of injustice,the disinherited of China.Pessimism has not been a main factor in his life.Even in The Trumpeter<1939>,when his hero,no more than a boy,falls in the smoke and flame of battle,he writes:
No one saw him fall
down to earth he loved above all things,
His hand still grasping the trumpet,
......
Listen!
The trumpet is still singing!
Born Jiang Haicheng in 1910,Ai Qing came from a landlord's family in Jinhua County,Zhejiang Province.Because a fortuneteller had declared that it was his fate to harm his parents,he was sent away to be brought
up by a poor peasant woman.This poor women did not even have a name,so people called her by the name of her village,Dayanhe.When he was 5 years old he was brought back home.As a further guarantee against the interference of fate,he was not allowed to call his parents "father"and "mother"but had to call them "uncle"and"aunt".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he was to detest fortune telling and all other superstitions.In his home,he remarked later,"I grew up in a milieu of indifference and disdain."..."My childhood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me and my family weae portrayed in my poem Dayanhe---my nurse and My father,The first written in 1933,the second in 1941.Yet in these works his memories of both are so vividly expressed---the one glowing with love,the other sadly scornful of a man who passed his life"the most tranquilly in an epoch the most troubled"."Dayanhe,"he says to his foster-mother,"I an the son of a landlord..."and in the same breath finishes the line with "and I drank your milk to the last drop"."My father,thrash his children to train them and became the tyrant of the family."Whatever else this training did for Ai Qing,it was a school for rebellion.His father thought that book knowledge gained in regular school was useful"first,to ornament the facade,second,to safeguard the family patrimony".Worse still to a youth in a time of fervent national patriotism:
My father,unmoved before the revolution,
Waited,indifferent,for progress.
He knew that this was the wave
but strove to avoidthe torrent,
Keeping his distance and watching it...
He was a most ordinary man,
Poltroon enough to stick calmly to his duties.
The" middle way",conservative,greedy,complaisant,
......
As did innumerable landlords of China.
He considered his tiny lost village
As his immutable kingdom.
He had received from his ancestors a patrimony
That he would pass on to his descendants,
Neither larger nor smaller.
That was hie entire life---
And it was for this that I pitied him.
It was in primary school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in 1919 that he first heard of such ideas as "democracy"and "science",In middle school he read some works of Lu Xun,he first heard of the idea of class struggle and read a mimeographed copy of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his home district.In 1928 he entered the National West Lake School of Art ih Hongzhou,where the artist Lin Fengmian《林风眠》was then the principal.Lin recognized his talent but told him,"You won't learn anything here.You'd better go abroad."One evening in 1929 ,now no longer able to hold his son in this"decrepit village",Ai Qing's father dug up 1000 Mexican silver dollars from under a plank in the floor and,"with trembling hands and a sombre mien"said,"return in a few years.Don't let any pleasure make you forget to come back."Thus he left to study in France.Here he read widely,supporting himself by working in a small factory making Chinese lacquer ware.He became familiar with the poems of Rimbaud,Yesenin,Blok and Mayakovsky and especially those of the Belgian poet,Verhaeren.In January 1932 Ai Qing return to Shanghai where he promptly joined the Left-wing Artists Association and organized a group of painters.In July of the same year he was thrown into prison for being opposed to Chiang Kai-shek《蒋介石》.His three years in prison were productive years.Here he wrote Dayanhe---My nurse and a number of other poems,for the first time using the pen name Ai Qing.The poems were published as a collection in 1936 and mark Ai Qing's turn from to literature.His time behind bars carried him closer to the poor and the oppressed.His release in October 1935 began what one writer has called"a wandering,fighting life",a poet-soldier sharing the life of millions of Chinese patriots in those years.When the war against Japan broke out in 1937 he left Shanghai,went to Wuhan first,the went back to the north,to Shanxi and Shaanxi,the went to south again,spent some time in Guilin as editor of The South,a supplement of the Guangxi Daily,taught in a teacher-training school in Hunan and went to Chongqing in 1940.Finally with the help of Zhou Enlai《周恩来》，He arrived in Yanan.working for communist work.Here he witnessed"Zhengfeng Movement"sponsored by Mao Zedong to extinct his political opposers.In early 1949 he entered Beijing with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He took part in the Congress of Literature and Art Workers.At Liberation he was given the task of taking over the Central Art Academy and at the same time became the vice-editor of People's Literature.
The mirror<1978>,which he thinks is one of his best poets:"It loves truth deeply,/never hiding defects./It is honest with those who seek it./...Some avoid it/because it is too frank./There are even some/who hate it and wish to smash it."marks his straightforward,uncimplicated honesty.Like most Chinese they grope and trample in darkness,sometimes struggle and enduring are not enough,without checks and balances to prevent abuse of public power,the so-called liberaters might have turned into oppressers far more quickly than we might think.without ballot papers,commom people,although far outnumbered,have little influence on public decisions and conmsequently cannot command our own fate.
By Robert C. Friend《中国文学》英文月刊1979年第6期
Adapted by黄天霸
Apr. 30 2009
Friday, October 24, 2008
tank aming at Kafka
坦克对准kafka
1 before the la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ZYugbqI3rQ
2 kafka in lov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FlXMtMoeLc
3 biography of kafk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raHERAUFkw
4 metamorphosi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OrhpRtEXH8
5 nabakov on kafk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oPuCKZFURg
6 pifkovic on kafk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WM5Dri_Efk
7 work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ST-9yylZMg
8 photos of kafk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tlmwaZV8c
9 about kafk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fOBI0yo9U
p.s.
hunger artist 饥饿艺术家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7jwwlcoMA9Q/
dotor in a village 乡村医生 by kafka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M1ODkzNDQ=/v.swf
snake 蛇
http://6.cn/watch/3932706.html
metamorphosis变形记 by kafka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TcxNTYwOA==/v.swf
1984 george orwell惊世之作
http://www.youtube.com/watch?v=J7Kznmrc3o4
father and daughter touching!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A3NzMwMA==/v.swf
1 before the la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ZYugbqI3rQ
2 kafka in lov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FlXMtMoeLc
3 biography of kafk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raHERAUFkw
4 metamorphosis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OrhpRtEXH8
5 nabakov on kafk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oPuCKZFURg
6 pifkovic on kafk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WM5Dri_E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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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hotos of kafk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tlmwaZV8c
9 about kafka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fOBI0yo9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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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george orwell惊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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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August 4, 2008
The Guide 向导
The Guide 向导
没完没了连绵起伏的丘陵，中间夹杂着一片一片的由单调乏味千篇一律的仿古建筑组成的乡村寨子，如同这里的千人一面的乡民一样让人感到厌倦。这样说有点不对，他们的面孔实际上有差别，只是区别不太明显。他们的总是由不合体的衣服包裹的躯体或许隐藏着什么不同的想法，但是一经他们的喉咙过滤，由他们的嘴里传达出来到达他的耳道的却是一样的死气沉沉的声音——过时，无趣，沉闷，肉麻，倒胃口——让他不时地产生一种幻觉：他自以为乘坐的是波音737却不小心登上了未来太空梭来了一次惊天时空大逆转，不然，他是如何可能由资讯发达的核子时代而置身于野蛮愚昧的黑暗中世纪？如果此刻他感到头晕目眩，浑身不适，那只能怪他自己自找烦恼，寻穷开心。要在一个出产了屎皇，糠喜，卡门猫等民主自由思想不共戴天的最凶恶的敌人而闻名于世的国度寻找新奇发现真是比登天还难。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费力的将他一路见到的各色人等归结为三类：阴险狡诈的三角形面孔，狂妄跋扈堆满横肉的圆形面孔，麻木沉闷的牛型马型面孔，当然拥有最后一种面孔的人数最多。不过要让如此多的人享受有组织的集体贫困，让他们习惯于不能兑现的空话和空头支票，让他们按照英明神武的领袖的强盗逻辑自发地附和不绝于耳的鬼话，让他们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进行指鹿为马的把戏——说明这个国家的治国精英（他们被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称为“矮子堆里的将军”）的智商丝毫不比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客逊色，更有甚者，这里的一些手腕之圆熟老道让世界上一些野心勃勃的政坛奇才们折节叹服不已。原以为将柏林罗马的无耻喉舌文人缔造的堪称奇迹的一模一样的报纸电视新闻舆论抛在身后来到这个遥远的看似与世隔绝的史前部落一定会发现些许古老文明的光辉，此刻却证明了那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他明白了残酷的集权制度何以在东方更深叶茂了2000多年。他停留在这颗大树的树荫下，实在不想再朝前走了。
“先生，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导游的脸上掠过了一次不快的情绪。他将旅行背包放在大树下，“我的任务到此算是结束了，您可以另外找一个导游。”
“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
“已经到目的地了，您可以就近住宿，也可以返回你原来的旅店，都是相当方便的。”
“好吧，我看时间还早，索性在这里多休息一会。”
“那好，再见！”
“你的小费。”
“不必了，中午出发时您已经给过了。”
望着导游消失的背影他心存疑惑，猛然记起来出发时朋友在机场送别时的一番话：“东方人是好客友好的，不过不管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不要忘了多说good，wonderful，这对你和他们都有好处。”一定是刚才自己脸上的不屑，无意中伤害了这位向导的民族自尊心。这也许才能解释这位向导的反常举动。东方真是不同于西方，我们信奉批评和攻击政府有时是必要的和合法的。他这样胡思乱想着，不知不觉入睡了。
也有可能是我无心所说的某句话引发的不快。“你看，你们的当权者总是习惯于以家长自居，似乎以这种特殊身份公共权力，国家公职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下来，乾纲独断，之死不休。这无疑是当今世界最无耻的一种政治现象。这不仅是对人类理性的公然挑战和愚弄侮辱，也是对这个国家的国民意志的极端蔑视嘲弄和无所顾忌地公然践踏。可是从你们的家长们的表现可以推断——他们跟你们国家历史上和当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专制独夫没有什么两样，因此这里不断上演无辜子民数以万计被饿死和全副武装的军警悍然屠杀手无寸铁的请愿平民的惨剧。看得出来，你们的国民意志对于这种侮辱和践踏反应迟钝，承受力也超出正常人的想象——”自己当时只顾逞口舌之快，把朋友的忠告忘到了九宵云外，也没有顾及向导的感受。他有可能把我看作一个西方敌对者，而我只是自认为是一个痛恨集权制度的旅游者，一个不愿掩饰自己真实情感和感受的外国人。我实在无意与这个国家的国民为敌，只是不愿意见到这些勤劳友善的东方人被肆意地愚弄，权利被践踏，不愿意见到由于他们的麻木消极间接地纵容了寡头政治，更不愿见到他们被专制独夫胁迫沦落为独裁体制的帮凶最终与其他民主的人民为敌制造所谓的“黄祸”。他或许把我看成是自以为高人一等喜欢对别人指手画脚的家伙——他翻了个身，醒了。他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只知道现在天完全黑了，四周亮起了灯火，或许是星星，似乎东南西北各处景象都差不多，他迷路了。对于星座他很陌生，他不可能靠它们来确定自己的方位，他刚来时的旅店似乎在这样的黑夜里轻易地消失了，他只得向着他感觉较近的灯火走去。
不一会他就来到了一所他似曾见过的有年头仿古建筑前面。这里的人们喜欢用青砖和木材造房子，由于这样的材料不能耐久，因此这样的房子能保存下来应该是相当难得，更多类似的房子在自然力或是人祸的作用下不可避免地毁坏了。一方面是居民的极度贫困，另一方面是他们在为衣食生计辛苦操劳的同时不得不负担新建或维修住房的重荷，艰苦的付出和微不足道的福利回报之间触目惊心的对比非外人所能想象得出。为什么不用石头呢？造价问题。窗户总是太小或者太少，家具样式和摆设布局缺乏生气，这种房子似乎更适合于供奉神明而不适合于让大活人来居住。房主人似乎对他这样的迷路游客见过很多，稍微费力地比划一番，看起来弄懂了来客的意图。他打开正房的后门，领着他穿过一个有着相当规模的天井——正房是他一家子住的，此外还空余着不少侧房多是用来接待游客的，它们都收拾得相当干净。“绝对确保原汁原味！”他这样解释着，一边打开一扇门，来到一个小小的庭院。“这是后花园，游客可以随意赏玩小憩，那些房间都有窗户对着花园，总的气氛相当幽静雅致，保证宾至如归。你不能在这里小住真是相当可惜。”房主人加重语气似地摇头叹息，又继续带着他来到一座小巧精致的假山后面，推开一个竹篱笆门。“从这里出去，沿着这条小路不停地走，不要担心一路上没有岔道，穿过这个村庄在走上5，6里路就到了高速公路，你可以很方便地叫道出租车，不过你现在改变注意还来得及。”
他还是很友好地告辞了。这个村庄很大可是住户稀疏，这一点可以从零零星星的灯光推断出来。有时前面看似漆黑的一片，走过几处阴森森的树影或是转过一堵坍塌的围墙又可以看到一两点灯火。这一两点光亮和它们后面的稀疏的灯火形成了一个谜一样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记得导游说过以前为了防备盗匪袭击这里的居民往往几百户上千人住在一起构成一个很大的村落。突然一只狗在某处吠叫起来。盗匪——在他的头脑里飞快地闪过，他匆忙从旅行包里取出一把手斧，那是他在野外宿营时劈柴取火用的。两只手紧握着唯一的自卫武器，两只耳朵丝毫不敢大意。东方的残忍是和东方人的孱弱的身体恰好成反比的，二战时日本武士对待战俘的种种令人发指的恶行已经清楚地地表现出来了，贫穷与不公滋生犯罪——那么自己的处境真是万分凶险了。
他就这样走了很久，由于紧张时间似乎淤滞不前。也许他只走了不到一个钟头，高速公路依然只出现在他的期待中。他真的应该在那个旅店里住上一宿，明天接着赶路也还是来得及的。店主人最后的话分明是包含着某种罪恶企图，很有可能店主和盗匪是一伙的。自己怎么就愚蠢到了爱惜身外之物超过了爱惜自己的身家性命呢！在一棵大树下赫然站着一个不怀好意的人，只等他走近了。
“谁？”他厉声问道，想以虚张声势来掩饰自己的恐惧，只待对方发话，即刻准备将随身所有的美元和手上的瑞士名表投降出去。
“请原谅我的过失，如果因此导致意外，我的良心会折磨我一辈子。现在请你跟我走吧。”是向导的声音，“您没事吧？”
“没事。”没事才怪！现在他头脑中一团雾水。这不就是他睡觉时的那棵大树吗？他辛苦折腾了半夜只不过绕了一个大圈子。东方，东方，此时就象在他眼前的向导一样更加显得神秘莫测，即使他走得更近，也不会看得更清楚。
没完没了连绵起伏的丘陵，中间夹杂着一片一片的由单调乏味千篇一律的仿古建筑组成的乡村寨子，如同这里的千人一面的乡民一样让人感到厌倦。这样说有点不对，他们的面孔实际上有差别，只是区别不太明显。他们的总是由不合体的衣服包裹的躯体或许隐藏着什么不同的想法，但是一经他们的喉咙过滤，由他们的嘴里传达出来到达他的耳道的却是一样的死气沉沉的声音——过时，无趣，沉闷，肉麻，倒胃口——让他不时地产生一种幻觉：他自以为乘坐的是波音737却不小心登上了未来太空梭来了一次惊天时空大逆转，不然，他是如何可能由资讯发达的核子时代而置身于野蛮愚昧的黑暗中世纪？如果此刻他感到头晕目眩，浑身不适，那只能怪他自己自找烦恼，寻穷开心。要在一个出产了屎皇，糠喜，卡门猫等民主自由思想不共戴天的最凶恶的敌人而闻名于世的国度寻找新奇发现真是比登天还难。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费力的将他一路见到的各色人等归结为三类：阴险狡诈的三角形面孔，狂妄跋扈堆满横肉的圆形面孔，麻木沉闷的牛型马型面孔，当然拥有最后一种面孔的人数最多。不过要让如此多的人享受有组织的集体贫困，让他们习惯于不能兑现的空话和空头支票，让他们按照英明神武的领袖的强盗逻辑自发地附和不绝于耳的鬼话，让他们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进行指鹿为马的把戏——说明这个国家的治国精英（他们被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称为“矮子堆里的将军”）的智商丝毫不比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客逊色，更有甚者，这里的一些手腕之圆熟老道让世界上一些野心勃勃的政坛奇才们折节叹服不已。原以为将柏林罗马的无耻喉舌文人缔造的堪称奇迹的一模一样的报纸电视新闻舆论抛在身后来到这个遥远的看似与世隔绝的史前部落一定会发现些许古老文明的光辉，此刻却证明了那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他明白了残酷的集权制度何以在东方更深叶茂了2000多年。他停留在这颗大树的树荫下，实在不想再朝前走了。
“先生，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导游的脸上掠过了一次不快的情绪。他将旅行背包放在大树下，“我的任务到此算是结束了，您可以另外找一个导游。”
“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
“已经到目的地了，您可以就近住宿，也可以返回你原来的旅店，都是相当方便的。”
“好吧，我看时间还早，索性在这里多休息一会。”
“那好，再见！”
“你的小费。”
“不必了，中午出发时您已经给过了。”
望着导游消失的背影他心存疑惑，猛然记起来出发时朋友在机场送别时的一番话：“东方人是好客友好的，不过不管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不要忘了多说good，wonderful，这对你和他们都有好处。”一定是刚才自己脸上的不屑，无意中伤害了这位向导的民族自尊心。这也许才能解释这位向导的反常举动。东方真是不同于西方，我们信奉批评和攻击政府有时是必要的和合法的。他这样胡思乱想着，不知不觉入睡了。
也有可能是我无心所说的某句话引发的不快。“你看，你们的当权者总是习惯于以家长自居，似乎以这种特殊身份公共权力，国家公职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下来，乾纲独断，之死不休。这无疑是当今世界最无耻的一种政治现象。这不仅是对人类理性的公然挑战和愚弄侮辱，也是对这个国家的国民意志的极端蔑视嘲弄和无所顾忌地公然践踏。可是从你们的家长们的表现可以推断——他们跟你们国家历史上和当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专制独夫没有什么两样，因此这里不断上演无辜子民数以万计被饿死和全副武装的军警悍然屠杀手无寸铁的请愿平民的惨剧。看得出来，你们的国民意志对于这种侮辱和践踏反应迟钝，承受力也超出正常人的想象——”自己当时只顾逞口舌之快，把朋友的忠告忘到了九宵云外，也没有顾及向导的感受。他有可能把我看作一个西方敌对者，而我只是自认为是一个痛恨集权制度的旅游者，一个不愿掩饰自己真实情感和感受的外国人。我实在无意与这个国家的国民为敌，只是不愿意见到这些勤劳友善的东方人被肆意地愚弄，权利被践踏，不愿意见到由于他们的麻木消极间接地纵容了寡头政治，更不愿见到他们被专制独夫胁迫沦落为独裁体制的帮凶最终与其他民主的人民为敌制造所谓的“黄祸”。他或许把我看成是自以为高人一等喜欢对别人指手画脚的家伙——他翻了个身，醒了。他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只知道现在天完全黑了，四周亮起了灯火，或许是星星，似乎东南西北各处景象都差不多，他迷路了。对于星座他很陌生，他不可能靠它们来确定自己的方位，他刚来时的旅店似乎在这样的黑夜里轻易地消失了，他只得向着他感觉较近的灯火走去。
不一会他就来到了一所他似曾见过的有年头仿古建筑前面。这里的人们喜欢用青砖和木材造房子，由于这样的材料不能耐久，因此这样的房子能保存下来应该是相当难得，更多类似的房子在自然力或是人祸的作用下不可避免地毁坏了。一方面是居民的极度贫困，另一方面是他们在为衣食生计辛苦操劳的同时不得不负担新建或维修住房的重荷，艰苦的付出和微不足道的福利回报之间触目惊心的对比非外人所能想象得出。为什么不用石头呢？造价问题。窗户总是太小或者太少，家具样式和摆设布局缺乏生气，这种房子似乎更适合于供奉神明而不适合于让大活人来居住。房主人似乎对他这样的迷路游客见过很多，稍微费力地比划一番，看起来弄懂了来客的意图。他打开正房的后门，领着他穿过一个有着相当规模的天井——正房是他一家子住的，此外还空余着不少侧房多是用来接待游客的，它们都收拾得相当干净。“绝对确保原汁原味！”他这样解释着，一边打开一扇门，来到一个小小的庭院。“这是后花园，游客可以随意赏玩小憩，那些房间都有窗户对着花园，总的气氛相当幽静雅致，保证宾至如归。你不能在这里小住真是相当可惜。”房主人加重语气似地摇头叹息，又继续带着他来到一座小巧精致的假山后面，推开一个竹篱笆门。“从这里出去，沿着这条小路不停地走，不要担心一路上没有岔道，穿过这个村庄在走上5，6里路就到了高速公路，你可以很方便地叫道出租车，不过你现在改变注意还来得及。”
他还是很友好地告辞了。这个村庄很大可是住户稀疏，这一点可以从零零星星的灯光推断出来。有时前面看似漆黑的一片，走过几处阴森森的树影或是转过一堵坍塌的围墙又可以看到一两点灯火。这一两点光亮和它们后面的稀疏的灯火形成了一个谜一样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记得导游说过以前为了防备盗匪袭击这里的居民往往几百户上千人住在一起构成一个很大的村落。突然一只狗在某处吠叫起来。盗匪——在他的头脑里飞快地闪过，他匆忙从旅行包里取出一把手斧，那是他在野外宿营时劈柴取火用的。两只手紧握着唯一的自卫武器，两只耳朵丝毫不敢大意。东方的残忍是和东方人的孱弱的身体恰好成反比的，二战时日本武士对待战俘的种种令人发指的恶行已经清楚地地表现出来了，贫穷与不公滋生犯罪——那么自己的处境真是万分凶险了。
他就这样走了很久，由于紧张时间似乎淤滞不前。也许他只走了不到一个钟头，高速公路依然只出现在他的期待中。他真的应该在那个旅店里住上一宿，明天接着赶路也还是来得及的。店主人最后的话分明是包含着某种罪恶企图，很有可能店主和盗匪是一伙的。自己怎么就愚蠢到了爱惜身外之物超过了爱惜自己的身家性命呢！在一棵大树下赫然站着一个不怀好意的人，只等他走近了。
“谁？”他厉声问道，想以虚张声势来掩饰自己的恐惧，只待对方发话，即刻准备将随身所有的美元和手上的瑞士名表投降出去。
“请原谅我的过失，如果因此导致意外，我的良心会折磨我一辈子。现在请你跟我走吧。”是向导的声音，“您没事吧？”
“没事。”没事才怪！现在他头脑中一团雾水。这不就是他睡觉时的那棵大树吗？他辛苦折腾了半夜只不过绕了一个大圈子。东方，东方，此时就象在他眼前的向导一样更加显得神秘莫测，即使他走得更近，也不会看得更清楚。
Saturday, July 19, 2008
康德引火 Crowds and Power
康德引火 Crowds and Power
本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艾利亚斯·卡奈蒂(Elias Canetti）
并非怎样 @ 2005-05-26 14:43
卡奈蒂与中国
——纪念艾利亚斯·卡奈蒂逝世一周年 李士勋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四日，本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艾利亚斯·卡奈蒂(Elias Canetti)，在那个炎热的星期日的夜晚，悄悄的长眠了。他的死虽然并不那么令人感到意外，因为他已进入九十高龄，但仍“象一部远未完结的长篇小说的最后一句话那样，使人感到忧郁。”随着他的逝世，“德语文学的一个时代宣告结束，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穆西尔、恩斯特·布洛赫、约瑟夫·罗特、卡尔·克劳斯、托马斯·曼和艾利亚斯·卡奈蒂。” 那么，卡奈蒂怎样一位作家？他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呢？
一切被忘却的思想，都会在世界的另一头冒出来。
——卡奈蒂 卡奈蒂及其作品
卡奈蒂，一九八一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九零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生于保加利亚多瑙河畔的小城鲁斯楚克。六岁时随父母移居英国，不久因父亲患心脏病瘁死，年轻的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小弟弟经德国、瑞士，移居奥地利。在以上诸国，卡奈蒂度过了少年时代。后来，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化学并获博士学位。毕业后，隐居维也纳郊外，潜心文学创作。一年后，他将原计划的八部小说凝缩成一部，先取名为《康德引火》，出版前改为《迷惘》。五十年后，这部他一生中唯一的一部小说，给他带来了世界文学的最高奖。 然而，这位在二十五岁便奠定了一生成就的天才，从开始到被世界承认，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在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时，作为犹太人，他不得不走上流亡道路。因此，他的这部小说在德国除被托马斯·曼（他曾将这部书的手稿原封未动退回）定为一九三五年他读过的最好的两本小说之一外，几乎没来得及产生影响便消失了。英、美、法等国的翻译和评介，扩大了这部书的影响。一九四八年，德国虽然出版过这部书，但也未引起注意，直到一九六三年再版时，这部作品才正式回到德语国家里来。卡奈蒂一生著作甚丰，除小说外，主要作品为“扼时代咽喉”的政论巨著《群众与权力》，剧本《婚礼》，《决定死期的人们》，《虚荣的喜剧》等。从一九四二年起，他一直坚持不断地写格言与杂记，有《人的省份》，《钟的神秘心脏》和《苍蝇的苦难》等。三部自传《获救之舌》，《耳中火炬》和《目语》则显示了他惊人的记忆力和叙述天才。还有杂文集《良心话》与游记等等。一九七二年，他获得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格奥尔格·毕希纳奖金。德国人在评价他的作品时说，“他，一个外国人，用他的著作达到了德语最简洁的程度”。 德国语言是故乡 卡奈蒂六岁之前，说的是西班牙语和保加利亚语，到英国之后学会了英语，八岁以后学会了德语。由于母亲对德语怀有深厚感情，他也把德语当成了自己的真正的母语。虽然他的英语也很好，一九三八年后，又定居英国获得英国国籍，但他一生坚持只用德语写作。他曾明确表示，德语才是他的故乡。他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上述诸国舆论界均对他表示的格外亲近，也许这是他的一种委婉的回答。卡奈蒂的经历注定了他是一个国际性的人物，他不属于某一国，他属于全世界。 读书种子系天生 早在他六七岁时，一般的儿童读物对他就已经不合适了。因此，母亲特意给他选购了斯文·海定的游记，《马可·波罗在中国》等著作。有的书，他能读上几十遍。有一次，当他详细对祖父讲述马可·波罗记述的有关中国的故事而遭到祖父的驯斥时，小小年纪，他获得的感受是，原来世界上有的人从未读过一本书。他读书真可谓如饥似渴，古希腊的哲学和中国先秦诸子的著作，更是他一生永不疲倦的研究对象。西方的和东方的文化在他的头脑中融汇贯通，这在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迷惘》中，即可得到证明。青少年时期的广泛涉猎，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毕生探讨的主题之一：群众与权力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五日，维也纳的示威群众，愤怒地烧毁了不公正的司法大厦。卡奈蒂目睹并亲身经历了这一场群众运动，火与群众的强大威力，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这些特殊现象使他一时陷入迷惘并影响了他一生。他想深入探讨它们的本质及其作用。他博览群书，企图从欧洲的和亚洲的典籍中寻找证据。在《迷惘》一书中，他即已将他初步的研究成果表现出来。他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考察出火早已不仅被用来烧烤食物，而且被统治者用来巩固自己手中的权力。秦始皇的焚书是用于这种目的的典型例证。他在书中让主人公与自己的藏书室在烈火中同归于尽，则是用来说明：二十世纪脱离实际和缺乏权力意识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在这个时期，卡奈蒂已经发现了孟子关于群众的最精僻的定义：“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生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卡奈蒂发现这段论述后，几乎怀着“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般的兴奋心情，将它写入《迷惘》，并把孟子作为第一个中国哲人写进书中。后来，他在杂记中一再表示，西方从未有过一个哲学家象孟子那样精确地认识到群众的本质。 那么，权力的本质是什么呢？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将主要精力全部用于探讨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是真正的权力论专家。在对世界史料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长达二十多年的研究之后，卡奈蒂完成了他的另一部巨著：《群众与权力》。他因此而成为当代最重要思想家之一。这部巨著还证明：卡奈蒂不仅是本世纪最重要的作家，而且是一位历史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对权力结构的本质所下的定义是：“权力则意味着让别人为自己去死。”细想想我们的历史和现实，难道他说得不是再精辟不过了吗？他不仅对权力的要求和专政的本质作出解释，他所做的努力是要象卡夫卡命令的那样，把自己从一切形式的权力中解放出来。 与死神势不两立 卡奈蒂童年失去父亲，从而与死神结为死敌。研究死亡的本质和诅咒死亡，也就成了他毕生研究的另一个主题。 卡奈蒂与同样是早年失去父亲的中国哲人孔子格外亲近，尤其赞赏孔子对待死亡的态度：“不知生，焉知死”。卡奈蒂说，在世界上如此众多的思想家中，没有一个人象孔子那样深刻的认识死亡的本质，更没有人说过那么精辟的话。 死的种类多种多样，卡奈蒂最不能容忍的是人对人类的屠杀，是战争。在历史上，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看到了太多太多人类的互相残杀。那些惨绝人寰的场面，促使他一再愤怒的呐喊：“我诅咒死亡。” 他肯定生命的意义，不相信灵魂转世说。他对佛教表示强烈不满，因为佛教放弃的太多，而且从来没有真正地研究过死亡，只是一味的用否定此生来达到对死的解脱。他更推崇道家学说，尤其赞赏庄子的彻底精神。他也从王充对死的论述中找到共识。同样，他也不赞成基督教把十字架即死亡放在世界的中心，而且不能对死作出正确的解释。卡奈蒂是一个无神论者。 对于他的死，他的一位朋友说，卡奈蒂在最后几个月十分活跃，当他进入九十高龄后，突然在睡梦中毫无痛苦地死去，仿佛是死神向他伸出友谊之手以表示屈服似的。卡奈蒂死后被安葬在瑞士苏黎世公墓英国作家乔伊斯的身旁。
道家学说（Taoismus）是诗人的宗教 卡奈蒂在对世界思想史的深入探讨中，特别看重变化的学说，因而被称为变化的捍卫者。他把变化与权力联系起来。卡夫卡的《变形记》，使他觉得卡夫卡是一位最懂得变化与权力之关系的大师。在中国道家老、庄的学说中，卡奈蒂发现道家了解并肯定变化，比印度与欧洲人的认识高一筹。他赞成道家给予此生的长寿与不朽以最大价值，进而指出：“道家学说是诗人的宗教，即使他们并不了解它”。他还说，基督教的此岸与彼岸的说法是虚假的，而庄子的幻想中仍然有真实。
卡奈蒂回忆萧淑娴
卡奈蒂在他的著作中谈及中国和中国人的地方很多，表现了诗人对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崇敬和热爱，其时间之久，只有古希腊和前苏格拉底学派可与之相比。先秦诸子的名字几乎都被提及。从他引用《诗经》、《聊斋》和《东周列国志》，可见他涉猎之广；从他对中国哲人学说的论述，可见他探讨之深；从他对参观中国出土文物后的感想和忧 虑，可见他对中国现状的关心。但是，他既未到过中国，也不会中文。他认识的中国人，在写到一九三七年母亲去世为止的三卷传记中，只提到一个中国人：淑娴。他热情地描述了这位端庄、秀丽、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中国女性，回忆了她一九三六年与二十年代欧洲十大指挥家之一赫尔曼·谢尔兴结为伉俪的浪漫故事。萧慕名从中国远涉重洋，来到比利时向谢学习指挥。当这位东方女才子身着旗袍，指挥欧洲人演奏莫扎特的交响曲时，谢尔兴被她的魅力彻底征服了。一年后，萧学成回国，从北京发出同意结婚的信息。谢接信后，立刻辞掉所有音乐会，电告好友卡奈蒂，请他帮助购买新衣并于某时某刻送往车站，他要马上去中国北京结婚。在北京停留一周，举行过婚礼后立即乘火车返欧。过了几个月，萧也来到欧洲。她们新婚后的几个月，便住在维也纳郊外卡奈蒂家中。萧淑娴不仅是一位作曲家，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她热情地介绍中国的音乐和诗歌，卡引述的《诗经》说不定就得益于萧的翻译呢。谢尔兴与穆西尔、卡奈蒂等人一起讨论办一个同时用四种语言出版的文艺刊物，谢说萧是积极的发起人，有许多设想。那次讨论虽没有结果，但由于谢向他们详细地介绍了萧，所以，卡奈蒂最后说，关于那次讨论的回忆却应感谢萧淑娴。卡仍清楚的记得萧讲述日本侵华罪行时的情景。卡与萧相处时间不长，后来各自东西，失去了联系。卡流亡伦敦，萧五十年代初回国。半个世纪以后，当笔者一九九零年二月偶然从报上报道北京举办萧淑娴音乐会的消息中，发现并断定她就是卡奈蒂回忆录中提到的、本人已打听了三年的淑娴时，惊喜万分地通报了他们双方，希望在这俩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之间架一座长桥。他们双方都表示愿意见面。笔者将卡回忆她的章节译出寄给她，四月回京时又拜访了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她兴奋地说，夏天访欧时去苏黎世拜访卡，并让我现在先不要告诉他，到时候给他来个出乎意料之外。七月，萧到巴黎，然而，由于她寄给卡奈蒂的名信片没有写寄信人地址，卡无法回信，而萧还误以为卡有所不便，结果这次历史性的重逢便失之交臂，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永远的不大不小的遗憾。 “一切文字中最奇妙的文字”和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据德国研究卡奈蒂的专家马丁·波拉赫教授说，卡奈蒂晚年很想到中国访问一次，以便亲眼看看这个在他想象中和书本中伴随自己一生的国度和那里的人民，尤其是当他亲手捧起自己的小说《迷惘》的中译本时，这种愿望就更迫切了。在一九八七年卡奈蒂给笔者的复信中，曾不无遗憾地写道：“从很早时候起，我就对一切与中国文化有关联的事物感兴趣了，但是我却从未认真地尝试过，去学会这种一切文字中最奇妙的文字。现在再学已经太晚了……。”八八年，本人曾向中国作家协会和社科院外文所转达了这一信息，但由于经费问题，作协和社科院外文所都未能发出邀请。一九八九年，北京发生的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的政治事件，对他来说，比那位牧师说他前世曾经在中国生活过更令他扫兴。这和前边提到的遗憾相比，在卡奈蒂与中国的关系中，就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了。
墓地情感 （德）埃利亚斯·卡内提
墓地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即使那里没有自己的亲属，人们也会去探访一番。
在国外的城市里，人们朝圣似地来到墓地，在那里散步，消磨时间，仿佛那是为他们开辟的一处场所。就是在国外，吸引人的也不总是某位受人敬仰的人士的安息之地，即使这是探访者的本意，也会由此生出愈来愈多的含义。在墓地，人们很快陷入一种特殊的情绪之中，而虔诚的习惯总使人低估这种情绪的性质，因为人们所感受到并更多地表示出来的肃穆掩盖着一种隐秘的满足感。
探访者在墓地究竟干些什么呢？他如何活动，忙些什么？他缓缓地在坟墓之间徘徊，注视着一块一块的墓碑，细读碑上的姓名，并被其中几个吸引住了，然后他开始关注名字以下的碑文。他发现这里是一对夫妇，生前长相厮守，如今顺理成章地并肩安息；或者是一位夭折的小孩；或者是一位刚满18岁的年轻姑娘。探访者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碑文上的年限，渐渐地它们在他眼里也越来越脱离感人的特点而成为单纯的年限。
这儿有一位活到32岁，那边有一位死于45岁。探访者现在就比这两位死的时候都大，可以说他们两个都退出了比赛。他发现有许多人没能活到他自己的年龄，不过除非他们特别年轻就死了，否则根本不会唤起他的怜悯。然而也有许多人超过他现在的年龄，比如这里一些人活到70岁，某些地方还有人超过80岁，这些人他还是可以赶上的，他们的年龄激起他赶上去的念头。他的一切都还是未知数，自己这种可望期待的生活的不确定性正是他面对死者的一个巨大优势，努力一些的话，他甚至可能超过他们。同死者较量是大有前途的，因为他现在就已经有一点比他们强：他们已经到达生命的终点，他们不再活着。无论同他们当中的哪一位竞争，所有的力量都在他这一边，因为他们那边没有力量，只有标明的终点。即使较长寿的人也安葬在这里，他们现在就已无法再一个一个地正视人们，他们给人注入永远超过自己的力量。89岁的人埋在那里有如一种最高的激励，有什么会阻碍一个人活到90岁呢?
但是这并非置身墓群中的人脑子里涌现的惟一的盘算。他开始注意一些人在这里已经埋了多久，因为他和他们的死期之间相隔的年代具有某种安慰作用：他已比他们在世上多呆了这么久。有些墓园里古老的碑石可以一直追溯到18甚至17世纪，令人感到某种振奋。探访者耐心地站立在模糊不清的碑文前一动不动，直到将它们看懂为止。纪年在往常只作实际用途，此时却突然获得一种强大而意义深刻的生命。探访者了解到的所有这些世纪都归属于他，而长眠地下的人则浑然不知伫立墓前的人正在思考自己生命的期限。对墓中人而言，纪年随着他的死期到来而终结；对墓前的思考者而言，纪年则一直延续到他自己。假如长眠已久的人还能站在思考者的身旁，他会有多么高兴!自他死后，200年已经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探访者比他年长200岁，因为这期间发生过的许多事情，探访者都通过各种流传媒介了解到了。他读过，听人讲过，有些还亲身经历过，此时很难不感到有优越感，质朴的人在这种情形下都会有此感受。
然而更多的感受却是，他在这里孤独地漫步，脚边躺着许多不认识的人，他们密集在一起，数量不定，但为数众多，并且还会越来越多。他们彼此不会分开，仿佛聚成一堆。惟有他来去自如，惟有他在这躺倒的人群当中笔挺地站立着。
——选自埃利亚斯·卡内提《群众与权利》
透过群众粗糙复杂的地表 ——卡内提《群众与权力》读后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王音力
对于一个时代而言，重量极的思想与著作总是令人敬畏的。关于卡内提其人其书，所见到的评论也有一二，但种种解说，或若干介绍，总让人觉得有些寂寥。对我而言，卡内提是深邃的，崇高的，甚至是神圣的。先是其长篇杰作《迷惘》，次是回忆录《获救之舌》，后是《群众与权力》，它们给我的阅读愉悦以及由其带来的敬意是由衷的，持久的。卡内提就如同我喜欢的另一个思想大家汉娜·阿伦特一样，一生颠沛流离，经历战乱，饱受磨难，置身于复杂，动荡的政治环境，目睹法西斯的野蛮，深感现代文明的脆弱。同样的经历，同样的命运，导致他们终生关注和追问的主题都几乎是一致的，甚至，他们作品的风格都是灼热，内省和沉思的。
如果说汉娜·阿伦特近些年在中国思想和学术界渐成热点，那么卡内提我们就更不会陌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因其作品“具有广阔的视野，丰富的幻想和艺术力量”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卡内提一时在全世界如雷贯耳，其《迷惘》在国内也是一纸风行，但应该说，卡内提（当时译作卡内蒂或卡奈蒂）由于其卷帙浩繁和艰深的隐寓式的写作风格使一般读者对之望而却步，但也同时在真正的知识界广获知音。《迷惘》表面上看，是写一个善良的名叫基恩的汉学家与恶女仆台莱瑟的故事，但它汪洋恣肆，光怪陆离，想象丰富，以隐晦曲折的笔触，写尽了混沌迷惘的世情，也写尽了整个一个时代的忧患，被许多评论家视为唯一预示现代个体将沦为群众这一威胁的天才之作。卡内提本来计划写包括《迷惘》在内的总题为“疯子的人间喜剧”系列长篇，因时局动荡和战乱而未果。尽管他宏大的抱负和创作雄心未能实现，但他对这一主题的思考和深化在他后来呕心沥血的《群众与权力》这一巨著里得到了更直接，更进一步的体现。也许会有论者认为，卡内提的《群众与权力》乍一看框架森然，立论周密，但通读一遍，内容庞杂，似乎缺乏严密的体系，不过卡内提的本意也并不在于要完成一部佶屈聱牙的所谓学术著作，因之，我比较赞同这样的观点，《群众与权力》不是一位作家在文学书写的闲暇，对历史进行零碎地感受的结果，而是一部就权力本性作出理性沉思的寓言式作品。卡内提说，“那时候，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研究探索法西斯主义的根源，这就是《群众与权力》的意义所在。为了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是说不但作为时代现象去理解，而且从事物最深的根源及最广的分叉去理解，当时不允许自己做任何文学工作。”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无法置身事外于他所处的时代，他不是井底之蛙，也不是象牙塔之客，他常常以短兵相接的姿态投身于时代的风云，并且通过自己独特的感知，冷静的观察，尖锐的分析，深刻的批判成为时代的良心，甚至最后超越自身所处的时代，使得他一己的思想成为人类共享的资源。
卡内提以他的《群众与权力》自然也当之无愧地跻身于此列。“这是一个博学者的杰作，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作为群众的行为方式的观点，他对群众的起源和天性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而在他所作的——基本上是超时代的——分析中，他要揭露和抨击的，说到底是权力的宗教。”（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有关权力，最著名的，似乎是基辛格的一句：“权力是最好的一剂春药。”这一带有明显嘲讽的说法，极尽了权力对人的巨大的蛊惑性，迷醉性和腐蚀性。但即使这样，群众仍离不开权力，群众仍狂热地追逐权力。卡内提从人之所以为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的两个方面，不仅对群众的起源和特征，而且对权力的要素和内在结构进行了一针见血的解剖。显然，就卡内提的论题而言，他并不仅仅局限于就权力本身而论权力，而是将权力置于群众的辽阔背景之中，并以此揭示权力貌似强大，实则虚幻和脆弱的本性，再通过对权力本性的反思，从而加深他关于群众的研究。我们知道，每一个生命个体出于安全和生存的需要，都不可能形单影只地存在于世，只有在群众中，作为单一的个体，才能免于某种与生俱来的对外在于自身事物的接触的畏惧。从本质上而言，人需要孤独的自己，但更需要密集的群众。孤独的自己是一层薄薄的壳，很容易在坚硬的现实面前被捣碎，但密集的群众也并不意味着巨大的,可靠的安全套，群众往往是具有某种所谓的破坏欲的，群众的分娩和繁殖力是迅速的，惊人的，通常我们都倾向于这样的论调，认为群众基于自己天赋的自然冲动，是盲目的，但群众总是为一定的目的而聚集在一起的，或者是为宗教的目的，或者是为政党的目的，或者是为革命的目的，或者是为战争的目的。或许，我们只能说，群众是狂热的，它以其罕见的甚嚣尘上，比肩接踵的嘈杂与密集所磨擦和释放的热能，使我们得以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清楚赤裸裸的群众，以及由其亲身最充分体验的某种动物性的力量和激情，而在川流不息的，群众的粗糙复杂的地表下，真正发生作用的便是权力。当群众的灵魂和行为被极端的权力所控制和掌握时，群众的疯狂，盲从，非理性，破坏欲就随之出现了，这就完全背离了群众最初之所以产生的社会心理背景，甚至对人类的文明，信仰和生存带来极大的摧残和毁灭，无论是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斯大林的极权主义，还是中国的十年文革，都是在具体的，不同的历史场景中悲惨上演的群众与权力关系的经典例证。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卡内提对群众与权力共生关系的考察是发人深省的，也是超越时代的。一方面，群众是权力得以滋生的土壤，而群众又不幸沦为权力的对象；另一方面，权力是群众的幻象和虚假寄托，没有这种幻象和虚假寄托，群众就会从本质上无以为群，也无以为众。的确，群众与权力这种共生关系，卡内提不仅作为特定的时代现象加以考察，更是从其最深的根源和最广的分叉做出了精辟的论述。虽则洋洋四十余万，但通篇钢筋混凝土式的结构，灌注和焊接，使得整个行文走笔紧凑有力，并没有让人觉得尾大不掉，几乎每一个字里行间充满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和力透纸背的思想刀锋。 2003，9，21 《群众与权力》，[德]埃利亚斯·卡内提著，冯文光 刘敏 张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1月版 一幅处于崩溃边缘的社会图像 评卡奈蒂的《迷惘》 在文学史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部作品在它初次发表后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若干年后，它忽然被人们发现，引起轰动，获得很高的荣誉。对于艾利斯·卡奈蒂(Elias Canetli)的《迷悯》(Die Blendung)来说，情况正是如此。它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但四十多年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它的价值和重要性。一九八一年，它的作者获得世界文学的最高荣誉——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证书称它是“一部目光深远、思想丰富、具有强烈艺术力量的书”。作为当代德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迷惘》不仅受到各国批评界的一致赞扬，而且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许多报刊发表评论文章，有的说：“《迷惘》是一部象征性的、富有教育意义的书，它的深度是无法估量的。它象普鲁斯特和但丁的作品一样完整。”还有的把它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相比较，认为它是一个“关于精神与现实的冲突的强有力的隐喻”。联邦德国出版的《金德勒文学百科全书》甚至认为：“正如一切重要的书一样，《迷惘》几乎没有写那种特殊的‘诱惑力’。卡奈蒂与贝克特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也删去了希望、未来和意志等一般‘起作用的东西’。它创造了一些典型人物和一幅过渡式的世界图象，具有不可忽视的预言质量。在这部书完成后的几十年里，凡是人们经历过的可怕的事情，好象卡奈蒂在他那非人的世界里早就预感到了似的。小说充满了咄咄逼人的、甚至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幽默，书中的性格各有其疯狂的逻辑。”
这些评价是否恰当、中肯，读者读了这本书后自会作出判断。但无论如何，时间是检验文学作品的试金石。《迷惘》在初次发表四十多年后能在世界上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说明它是值得一读，值得进行一番认真的研究的。 卡奈蒂一九○五年生于保加利亚鲁斯丘克一个祖籍西班牙的犹太人家庭，一九一三年父亲去世后随母亲迁居维也纳，并先后在苏黎世、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等地学习。一九二四年他中学毕业后又回到维也纳，在这里攻读化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与此同时，他潜心研究历史和文学，并开始写作。一九三八年，德国法西斯并吞奥地利后，卡奈蒂经巴黎流亡到英国，加入英国国籍并从此定居伦敦。 卡奈蒂用以写作的语言是德语，作品包括戏剧、自传、游记、政论等，《迷惘》是他迄今为止写的唯一的一部小说。关于这部书的产生，根据他本人的叙述有两件事情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件事是：一九二七年，奥地利警察在布尔根兰镇压罢工工人，开枪打死了许多罢工者。但法庭在审理此案时却宣告凶手无罪，报纸还大肆宣扬这种开释凶手的可耻行径是一次“公正的判决”。此事在维也纳的工人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七月十五日，工人们从维也纳各区成群结队地涌向司法部，抗议当局这一罪行。由于当局对工人的正当要求置若罔闻，愤怒的人群放火点燃了司法部大厦。市长又命令警察开枪，当场打死九十名工人。当时还是大学生的卡奈蒂也加入了工人的队伍，并目击了这一惨案的全部经过。在《第一部书：迷惘》中，他写道：“我变成了群众的一分子，完全投身于群众之中了。对群众所采取的一切行动，我感觉不到自己哪怕有最微弱的反感。在这样的心情下我能够理解一切发生在眼前的具体细节。”“我完全明白，要了解攻占巴士底狱是怎样发生的，我用不着阅读任何有关的材料了。”“这件事情对我后来的生活，也对《迷惘》的形成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 第二件事是：一九二八年卡奈蒂第一次去到柏林。三个月的短暂停留打开了他的眼界。在那个光怪陆离的城市里，他看到了“许多自己一向深恶痛绝的东西。它们不停地在一个人身上出现，而且成了当时柏林生活的特点”。那里的男男女女似乎象一群疯子，他们聚集在咖啡馆、酒吧间里狂欢滥饮，高谈阔论，毫无顾忌地公开表露自己丑恶的内心，甚至公开谈论自己的情欲。卡奈蒂回忆道：“从前我从未在世界的一个地方获得过如此接近整个世界的感觉，而这个世界，我在三个月中根本未能理解它。我觉得它仿佛是一个疯子的世界。”
这两件事激起了卡奈蒂创作的欲望，他决心仿照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写八部小说来反映这个疯狂的世界，并将书名定为《疯子的人间喜剧》。他认为“人们不应该再象过去的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去表现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从一个作家的立场出发，这个世界已经崩溃了。只有拿出勇气，揭示这个正在崩溃的世界，才可能反映出它的真实面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必须写一部无法理解的、混乱的书，恰恰相反，人们必须以最严格的韧性去发现那些极端的个体，并把他们有区别地一个个排列起来，正如这个世界确实是由他们所组成的那样。我抓住《疯子的人间喜剧》的计划，构思了八部小说，为的是在每一部小说里放进一个处于疯狂边缘的人物。……我要造八支探照灯，用它们从外部向这个世界的内部搜索。”
但是，卡奈蒂写八部小说的计划未完成。他感到应该把《疯子的人间喜剧》的内容加以浓缩，全部集中到一部小说里，于是集中精力在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这部最初命名为《布兰特》、后改称《康德引火》、最后定名为《迷惘》的长篇巨著。
一九三○年小说脱稿，但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于出版这部奇特的书，以致手稿搁置了四年之久。一九三五年，《迷惘》终于被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到了七十年代，它的价值才被人们认识，并在世界文学中获得它应有的地位。
《迷惘》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作者以深刻的洞察力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无情的诊断，以一种近乎乖戾的执着描绘了一幅处于崩溃边缘的、疯狂的世界图象，因而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质。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大城市维也纳。当时的欧洲刚刚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阶级和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法西斯势力迅速扩张。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覆灭和奥匈帝国解体后虽然成立了共和国，但封建专制的势力仍很强大。这样一个社会既带有封建主义的腐朽性质，又体现出资本主义的各种丑恶：对金钱和权力的追求达到疯狂的程度，传统的价值观念早已解体，赤裸裸的掠夺和占有代替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宣传，道德和人性丧失殆尽。这个社会象一个巨大的屠场，人为了一己私利在互相竞争、互相残杀。卡奈蒂曾指出：“我们现在斩、锯、剁的不是猪羊，而是人。在我们看惯了的肉案上放着的或钩子上挂着的是人肉。彼岸对我们来说已成为遥远的过去，现世就是屠场。”
在这样一个人性泯灭、人欲横流的社会，人类的精神和文明必然遭到粗暴的践踏。《迷惘》所叙述的故事正是一个精神同物质至上的信条如何发生冲突，精神如何被贪欲毁灭的寓意深刻的象征。小说的主人公彼得·基恩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汉学家。他爱书成癖，收藏了数万册珍贵的典籍。由于厌恶这个道德堕落的、庸俗的世界，他断绝了与社会的一切来往，企图在古代东方文化中找到精神寄托。但是，这种离群索居的孤独生活使他渐渐变成了一个毫无处世经验的书呆子。一旦与现实发生接触，他那条用孔孟之道筑起来的精神防线便彻底崩溃，立即陷入被欺骗、被凌辱、被掠夺的尴尬境地。开始他受制于贪婪、狠毒的女管家苔莱泽，不仅财产被她霸占，他本人也被赶出住宅。在他流落街头后，又遇到了狡猾的骗子驼背侏儒菲舍尔勒。后者利用他酷爱书籍的弱点，几乎骗光了他剩下的钱。继而，他又落入野蛮、凶残的看门人普法夫之手，在精神和肉体上进一步遭到折磨，几乎神经错乱。最后，他虽然在弟弟的帮助下赶走了这帮恶魔，夺回了失去的一切，但他受到的精神创伤再也无法愈合，对这个疯狂的世界他感到深深的迷惘和恐惧。在幻觉之中，他放了一把大火，在火中与自己心爱的藏书同归于尽。基恩的悲惨经历和结局正如卡奈蒂指出的那样，形象地说明了在那个是非颠倒的社会里“任何笨蛋都能摧毁最复杂的精神，无论何时，只要他愿意”。 在这部小说中，形形色色的贪欲支配着人物的一举一动，它不仅表现在公共生活中，而且深入到人的内心每一个最隐秘的角落。每一个人物都是一种贪欲的化身和奴隶，在贪欲的驱使下，他们干出各种丧失理智的举动，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他们不惜使用最卑鄙、最狠毒、最狡诈的手段。
金钱在资本主义世界是财富的最高体现，具有无比的威力。所有的贪欲最终都集中到对金钱的追逐上。对苔莱泽说来，获得尽可能多的金钱是她唯一的生活目的，成了她的一种本能。为了钱，这个俗不可耐的丑陋的女人引诱基恩同她结了婚。当她霸占了基恩的藏书和住宅后，又逼迫基恩交出了他的存款并把他打成重伤。她幻想世界上所有的财富汇成一个整体，全部归她一个所有。犹太侏儒菲舍尔勒最大的梦想是到美国去当象棋世界冠军，成为伟人并娶一个女百万富翁做老婆。不过，他实现这一欲望的唯一手段是偷窃和诈骗。当他发现基恩随身带着大笔钱财时，便设置了一个荒唐的圈套，在三天之内将基恩的钱几乎全部骗到手。
在那个道德沦丧的社会里，性爱这种人的自然本能也恶性膨胀，堕落成一种生活和心理上的变态与肮脏的欲望，以极其无耻的方式表现出来。苔莱泽虽已年过半百，但一遇见异性仍要本能地勾引对方。普法夫不仅残暴无比，在两性关系上也是个禽兽。他把自己的老婆折磨死后，竟把亲生女儿作为自己的情妇。假瞎子汉斯梦想的是同时搞一百个女人，…… 这一种种疯狂的举动，一个个怪异的人物，真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卡奈蒂以无情的笔触把资本主义社会里每一种丑恶的品质推向极端，并让它在一个个人物身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从而深刻地揭路了二、三十年代病入膏肓的西方世界的腐朽本质。
《迷惘》获得的巨大成功首先应当归功于它的作者以一种冷酷的幽默塑造了一群畸形的、令人恐惧的人物形象。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一种疯狂的逻辑，都代表一种丑恶的品质。他们聚集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疯子的世界。可以说，小说的主题正是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塑造体现出来的。
卡奈蒂塑造形象的手段之一是对人物的外貌进行夸张的、漫画式的描写。基恩高得象一根电线杆，骨瘦如柴；额头象一块布满裂纹的岩石，鼻子犹如狭长的崖令人眩晕地垂直而下，下端藏匿着两只细小的黑色昆虫，谁也不会料到那是一对鼻孔；嘴巴好似自动售货机上的投币孔；两道深深的皱纹象人为的伤疤从两鬓延伸到下颚，并在它的尖端汇合；这两条皱纹加上鼻子，把本来就十分细长的脸分成五块令人害怕的窄条，虽然狭窄，却也很对称。苔莱泽肥胖，有两只又扁又大的招风耳；头是歪的，右耳垂到肩上。菲舍尔勒长着个巨大的驼背，鼻子大而弯曲，鼻尖能够着下巴，嘴就象他的人一样小，几乎看不见；他没有额头，没有耳朵，没有脖子，也没有躯干，可以说，他仅仅是由一个驼背、一个巨大的鼻子和一双黑眼睛组成的。普法夫有一颗硕大无朋的头，不但头发，而且眉毛、胡子和汗毛都是火红的；他矮壮如牛，声同雷鸣，走起路来地都会颤抖。这些怪异的人物形象在生活中是很难见到的，卡奈蒂把他们呈现在读者面前，为的是说明他们不但在行为上，而且在外形上也是一些“极端的个体”。
赋予人物以一种最鲜明的特征，把每一个人物压缩成一种怪癖的性格或丑恶的品质，是卡奈蒂塑造形象的另一种手段。基恩是个迂腐的、不近人情的书呆子，他厌恶世界上的一切，拒绝和所有的人来往，他的世界是由书组成的，书是他的“朋友和爱人”；苔莱泽是贪婪和吝啬的化身，金钱占据了她的全部身心，为了钱，她可以干出任何下流的勾当；菲舍尔勒是谎言和欺骗的象征，诈骗是他赖以生存和实现自己梦想的唯一手段；普法夫是个虐待狂，他和别人打交道的主要工具是拳头；而假瞎子汉斯是个十足的淫棍，整天想的和谈论的是女人。
通过语言来表现不同人物的身份和特征是卡奈蒂塑造形象的第三种手段。《迷惘》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基恩使用的是文绉绉的书面语言，言必引经据典；苔莱泽语言粗俗，文理不通，全部词汇加在一起不超过五十个；菲舍尔勒喜欢故作斯文，说话时常常卖弄文雅的字眼和外来词；普法夫连完整的句子也说不出来，只能用吼叫表达自己的意思。卡奈蒂声称，他要给每一个人物戴上一副“声学面具”，使读者从他们说话的音调、姿式以及使用的词汇便能辨认他们。
文学作品的艺术力量首先在于，通过形象的塑造在读者心中引起尽可能强烈的感情共鸣，以取得一种“震惊效果”。在这一点上，卡奈蒂的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迷惘》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一种近乎荒唐的梦想，一种怪异的逻辑，一种变态的心理，而这一切完全是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自发地表现出来的。作品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挖掘人物的潜意识，运用内心独白、梦境和幻觉等手段，把他们最隐秘的思想以及灵魂深处最肮脏的东西暴露出来，使读者见到了一群不仅外貌奇特，而且内心也十分怪诞、丑恶的形象。这一系列“极端的性格”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迷惘》是一部奇特的书，它也许不会使人感到赏心悦目，但它也决不会使读者失望。
一九八五年三月 (《迷惘》即将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钟的秘密心脏----艾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
卡内蒂：钟的秘密心脏 [英国]卡内蒂
在他身上一部分变老而另一部分尚未诞生。 化恐惧为希望。诗人的欺骗或完成。 总是在下一个思想开始之前，他滑入睡眠。他是不是为了梦见它？ 分号的梦。 我不知道所谓真实是什么。我感到我的生命一直被它吞食着。 当我躺在这里我的真实消散到哪里？和死亡一起僵硬？我害怕我的真实的命运，而不是灵魂。 在文学中留下许多未说出的事物是重要的。这样才有可能辨别在多大程度上一个作者所知道的多于他所说的，这样他的沉默就不是阴郁的而智慧的标志。 世界因变老而日益壮大。未来缩小了。 为了一生而知道一个人，并把他保持在秘密里。 哲学家们最深奥的思想有着它们自身的变戏法。众多的隐遁是为了某些事物突然就出现在手掌里。 模糊或是强化结局：别无选择。 限制一个人所期望显现的尊敬的领域。保持一个人更大的部分敞开。 留存的群山，恐惧的空碗。 在一个很特殊的壁架上，在危险与提升之间，它安顿下来。正是在这里，而非别处，他被允许写作。 修补信件。死者的运动。 为了存在于今天，一个人需要一种对所有各不相同的时代的亲密知识。 时代的共有的醒悟。 消失，但不是完全地，为了你能够知道它。 只有在恐惧进而我才完成我自己——为什么？我一直是被恐惧所哺育的？我只有在恐惧进而才认出我自己。一旦它被克服，它变成希望。但它对其它人仍是恐惧。我所爱过的人是那些他们的生活为我所恐惧的人。 在它开始于75岁的新生命里，它忘记了他父亲的死。 在音乐中词游泳——而词通常散步。我爱词的步态，它们的小径，它们的停止，它们的驿站。我不信任它们的漂流。 一个人将通过赞美去辨认他不是什么。 在词语开始闪耀之前，他把自己削得更短。 我不能想象有比一个曾经知道说许多事物而在晚年却陷入沉默的人更痛苦的景象。这并不是指智慧的沉默，那种在责任之外能保持安宁的沉默；我指的是当一个人回首往事并感到一生的努力仅为徒劳的失望的沉默。我指的是比起过去曾是的一切生命在老年并没有成为更丰富的沉默。这种晚年将不拥有什么，因为它感到被削贬，而不是扩大。 对死亡保持沉默——你能忍受多久？ 解释虚无。把它放在这里。说它。离去。 如果你旅行更多，你知道的将更少。 也许一个人可以感知死者继续存在，但是仅在某些词里。一个人知道了这些词则有可能听见死者。 再一次言说同样的事物，在早年的形式里。 有可能历史更多地活在他身上，而不是在历史学家那里。这曾是他的绝望并且永远如此。 “ 成为一个陌生人比迎接一位陌生人更值得” 为某一特定的时代燃烧，但要弄清楚你是否将被再次点燃。 你唯一的逃避是通过一个不同的姿式朝向死亡。你可以永不逃避。 我将永不可能只存在于一种语言里。原因在于我如此深地被德语所束缚以至于我总是感到在其它语言里也必将如此。 他不曾摆脱过恐惧，但这已不再是他自己的恐惧。 去经历一头动物的死亡，但是作为一头动物。 “一个人坠入睡眠”，他对孩子说道，“而不再醒来”。“我总是醒来”，孩子快乐地说。 忘却的美好，在于它暴露它自身之前。 他收集烘干了的细节。 甚至不可能想象一个人自身的死亡。它似乎不真实，它是最不真实的事情。为什么你总是把它视为挑战？经验的缺乏。 想着过去的事物仿佛它们刚刚开始存在。 他说的总是比他想的要多。他将如何去做？他将削减他自己或是这些句子？ 你不如卡夫卡可信赖因为你活得如此久长。 但也许年轻一代希望从你那里得到帮助以对抗文学中的死亡的惩罚。 作为一个轻蔑于死亡逐年增长的人，你是有用的。 现在，他仅仅散步于自己建造的桥下，对其它任何地方的恐惧使他不得不避开。 重写一封信，在多少年过去之后。 从只说“神”里他得到什么乐趣——为了不去说“上帝”。 是的他永不使自己成为一个奴隶。但他观察过那些想成为奴隶的奴隶。那是最坏不过的事情。 他发现句子，仅仅为了把更早的一个带回来。 说最私人的事物，说它，别无它虑，不要羞怯。一般化的尽可以在报纸上发现。 你是否可以触及你的早年生活而不受到处罚？ 他害怕讲一个新故事。 有多少事物你要避开为了减少死亡的碰撞？ 当他们走开，我想他们将作为别的什么人回来，或者永不。 他把自己扔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在下一世纪才被人接住。 一个仅在夜间的生命：用什么来重新布置早晨？ 自从他们教给我们生活的一课，中国人，在我们之前，自时间开始以来。所有更痛苦的就是观看他们现在与我们竞争。当他们终于赶上我们，他们将失去所有他们曾超过我们的领先的距离。 哲学家由于膨胀：尼采。 由于呼吸：庄周。 他需要那种在他之后能够继续他的痛苦的人。 永不休歇的潮汐：我们。 上帝的吃者和饿者。 太多的名字在他的头脑里，象大头钉。 词作为哨兵。 我生活的故事并不真的关于我。谁能相信这一点？ 他回到家。陈设依旧，桌子已经散架。他坐下，并写作于空气里。 只有他阅读时他才是幸福的；他更为幸福当他写作；他最幸福的时刻则是当他读到某些事物他从不知道的时候。 （王家新译）
艾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19O5～） 的国籍问题，至今众说纷坛，这与他一生游踪不定有关。他生于保加利亚北部鲁斯丘克（今鲁塞），祖父是居住在西班牙的犹太人，父母以经商为业。8岁丧父，随母迁至维也纳，先后在苏黎世、法兰克福等地求学，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由于从小就酷爱艺术，对犹太教、商业活动深感厌恶，卡内蒂潜心研究文学、历史，并开始写作。 1938年，德国法西斯侵占奥地利，卡内蒂流亡法国，辗转至英国，定居伦敦并加入英国国籍，但他一直用德语写作。我国翻译界倾向于把他归属于奥地利或英国德语作家。 卡内蒂自幼受母亲影响颇深。德国文学，尤其是歌德对他一生的创作影响很大，乃至被称为“一个生活在2O世纪里的 18世纪的作家”。此外，卡夫卡也给他很大影响，他们是至交。卡内蒂早年攻读过自然科学，这又使他喜好以冷峻的态度表现精神与现实的冲突，特别喜好剖析那些无足轻重的“边缘人物”，如异乡客、怪人以及精神反常的各种小人物。他善于从文化史角度洞察社会与人生，从现代社会的各种现象、人物和事件中去探索全面的解释，表现了一个严肃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所独有的个性、智慧和才能。 迄今为止，卡内蒂发表了ZO部著作，散文最多，戏剧次之，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政论《群众与权力》（196O）。这是一部赞扬者多，阅读者少的辉煌理论著作。瑞典学院称它为一本“权威性的著作”，此书使作家得到普遍的尊敬。戏剧《虚荣的喜剧》（195O）和《婚礼》（1964）在地方舞台上赢得了大胆观众的喝彩，也招来一些人的起哄。杂记《人的省分》（1973）反映了作者的心灵历程，书中耐人寻味的警句比比皆是，处处闪烁着一位天才的智慧的光芒。自传三部曲《得救之舌》（1977）、《耳中火炬》（198O）、《眼的游戏》（1986）在西方博得一片喝彩声。长篇小说《迷惘》是他唯一的一部小说，西方评论界一再把它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相比，并曾多次获奖。1981年，在他获得卡夫卡奖金的同时，以“作品具有宽广的视野、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力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诬 蔑 ［英国］
埃里亚斯。卡内蒂 --------------------------------------------------------------------------------
小乞丐最喜欢站到库图比亚饭店附近，中午和晚上，我们全体都在这里吃饭，他们知道我们要躲过他们是不那么容易的。对看重声誉的饭店来说，这些孩子不是他们希望拥有的装饰。他们一走近大门，就被店主赶跑。我们通常三四个人一小群地去用餐，对他们来说，站在对面拐角处，看到我们便迅速把我们包围起来更有利些。
有些人在这个城市已呆了几个月，厌倦了给钱，一门心思想甩掉孩子们。另一些人在给他们一点儿钱之前犹犹豫豫，因为他们为自己这种“软弱”感到羞愧，生怕被熟人看见。人毕竟得学习在这里如何生活，而当地的法国人就给人做出榜样，有好榜样，有坏榜样，因人而异；他们原则上从不为一个乞丐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掏钱，而且还为这种厚脸皮颇感得意。我还年轻，在这城市日子不长。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就算人家把我看成一个“软弱的人”也罢，我爱这些孩子们。 如果他们有一回没拦住我，我还会感到不幸，要自己找他们去，但不让他们觉察。我喜爱他们活泼的表情，喜爱他们把小小的指头放在嘴里可怜巴巴地乞求“给几个钱吧，给几个钱吧”的样子，喜爱他们装出难以形容的悲哀面孔，仿佛他们当真由于饥饿体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喜爱他们得到一点儿之后尽情淘气，手里拿着那微不足道的战利品跑走时的清朗笑声；喜爱他们面部表情从奄奄一息的模样突然变成快乐幸福的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转换。我喜爱他们那些小小的诡计；为了获得加倍施舍，他们抱着婴儿向我迎面走来，让婴儿向我张开几乎尚无感觉的小手，一边说：“可怜可怜他，给他点钱吧”这些孩子不在少数，我尽量做到对他们一视同仁，他们之中自然有我喜爱的孩子，就是那些面貌俊美、活泼，让我总看不够的小孩子。他们追随我走到饭店门口，在我的保护下他们感到安全。他们知道我对他们怀有善意。他们被吸引来到这童话般的处所近旁，这地方是不允许他们来的。这里人们吃得那么多。
饭店老板是个法国人，长着秃顶的脑袋和像粘蝇纸一般的眼睛，他对他的饭店常客露出热情、友善的目光，却讨厌那些小乞丐靠近他的饭店。他们的破烂衣服不雅观。应该让服饰考究的客人们舒适地享用他们价格昂贵的饭菜，而不应总让他们想起饥饿和虱子。每当我开门进饭店，碰巧他就站在门边瞥一眼外面成群的乞儿的时候，他总是不快地摇头。我们这一群英国人共有１５人，每天两餐固定在他的饭店用，因而他不敢跟我说什么，他便等待有利时机，兴高采烈地用讽刺的话语了结这段公案。
一天中午，天气十分闷热，饭店大门敞开，以便让清新空气进来一些。我刚和两个朋友一起应付完孩子们的袭击，在敞开的大门旁边一张空桌旁坐了下来。孩子们能看得见我们，便在外边离门很近的地方站住不走。他们想要和我们继续交往，也许想看看我们都吃些什么。他们给我们打手势，觉得我们的小胡子特别好玩。他们里面那个最漂亮的女孩子，也许１０岁吧，早就看出我脾气好、喜欢她，不住地指着她鼻子和上嘴唇之间那个小地方，用两根指头抓住那儿的一小撮幻想中的小胡子，使劲地拔，拉，一边开心地大笑，别的孩子也一起笑。
饭店老板走近我们的桌旁来拿我们的饭菜订单，看见孩子们在笑。他笑嘻嘻地对我说：“小娼妓们已经在拉客了”我被这个暗示刺伤了，也许我不愿相信他的话，因为我确实喜爱这些小丐童，便天真地问道：“不会吧，才这么点年纪” “您知道吗”他说，“５０法郎您就能要一个女孩。随便哪个都会跟你走。” 我很气愤，和他激烈地争辩起来。“没有的事，这是不可能的。” “您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他说，“您只要稍微看一看玛拉喀什即摩洛哥城 的夜生活就明白了。我在此地已经住了很久。我刚来的时候，那是在战时，我还是个年轻小伙子，”他向他的老气的女人投去迅速却又庄重的一瞥，她像往常一样坐在柜台旁，“那时候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我们什么没见过。有一回，有人把我们带到一座房子里，我们还没有坐稳当，就被一群赤身裸体的小女孩包围了。她们在我们脚下蹲下来，从前后左右向我们挤压过来，她们的年纪并不比外面这些孩子大些，有些还更小。”我摇摇头，表示不信。
“没有什么东西是无法得到的。我们日子过得舒服，常常挺逗乐的。有一回我们开了一次特好玩的玩笑，这我可得跟您讲讲。当时我们是三个人，三个朋友。我们中的一个去找一个法特玛这是法国人对当地土著女人的蔑称 ，到她房间里去，这可不是个孩子，我们另外两个人在外面从一个孔洞往屋里面看。他先跟她讨价还价，谈了很长时间，谈成了价钱后，他把钱交给她。她把这钱塞进卧床旁边的床头小桌，然后关灯，两个人一起躺下。这一切我们在房间外面都看在眼里。房间里一黑下来，我们中间的一个赶紧溜进房间，静悄悄地向床头小桌爬过去。他乘两人正在干那事儿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把手伸进抽屉，把钱拿回来，再迅速爬出来。我们两人溜之大吉。不久，我们的朋友也跟来了。那个法特玛就这样白给他睡了一回。您能想象我们笑得多开心这只是我们那时的恶作剧之一。”
我们是能想象得到的，因为他放声大笑，笑得前俯后仰，嘴巴张得老大。我们压根儿不知道他的嘴巴竟这么大，以前我们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嘴巴。平时他总是神情颇为庄重地在他的饭店里走来走去，体面而矜持地写下他优先照顾的客人点的菜肴，仿佛他完全不在乎客人点什么菜似的。他给你出主意从来都是不慌不忙的，听起来就像纯粹是为顾客着想一般。今天他所有的含蓄矜持全都没了，讲他的故事讲得兴高采烈。对他来说那一定是一段美好的时光：现在他只是在做能使他回想起他的其他所作所为的一件事情。就在他正讲得起劲儿的当儿，一个小侍者走近我们这张餐桌。他粗暴地派给他个差事把他支走，为的是不让那小侍者听见他跟我们讲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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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听了惊诧莫名。我的两个朋友一个是新英格兰人，另一个是英国人，我从１５岁就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们都同样感到卑鄙和厌恶。我们恰恰也是三个人，对合力诓骗一个可怜的土著女人的酬金的那三个人，我们也许莫名其妙地觉得也有一份罪过。他容光焕发，得意洋洋地讲述，觉得兴味无穷，他一直情绪亢奋，我们则苦笑着，时而尴尬地点点头。大门一直敞开着，孩子们站在外面，满怀期待地耐心等候。他们觉得他在讲的时候不会去赶走他们。我想，他们听不懂他讲什么。此人一上来就那么鄙视他们，在极短时间内自己就变得非常可鄙。不管他是在蔑视他们，或者他说的是这些丐童的行为的真相，他都远比他们低下，我暗自祈望世上会有一种惩罚，能命令他听从他们的请求。
原载《译林》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潘子立译
简谈 石头 埃利亚斯·卡内蒂（1905～1994），英国德语作家，生于保加利亚，1939年移居英国伦敦。1981年卡内蒂因“以宽广的视野，丰富的思想概念与艺术力量为标志的写作”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他的警语集《苍蝇的苦痛》水准很高。 试录两句： “一，没有什么比某种对于受压迫者的厌恶更卑鄙的了，他想尽办法指出他们的缺点而将他们受蹂躏的处境合理化。即使是伟大而高尚的哲学家也不能完全避免这一过错。” “二，无论是谁，认识的人太少，很快就会认识魔鬼。” 仅仅这二句，水准就相当高，很深刻。 因为人们往往在他人受难时，厌弃地拒绝援助和同情，就好像“不酷不精彩”。纳粹对待犹太人，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丛林规则的人对待人文规则的人，不胜枚举。 往往在关键时刻，人类忘了自己是一类，所以，卡内蒂选择了“它”，它便意味着人堕入了畜生道、魔鬼道。人已不是人，而是血腥残忍的动物了。这是人性中走向毁灭的关键性质。 第二句的出色，也是无与伦比的。 由于人视野的狭隘，精神之旅的内涵不丰富，对人类情感性格的丰富性感受得太少太窄，结果导致极端，这样的性格就极易走火入魔，往往以伤害他人并伤害自己告终。 读了这两句，不由得想起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话：“文学，比你想象的还要伟大。”
的确，伟大的文学，值得我默默地感念。 曾读奥地利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里亚斯·卡内蒂的长篇小说《获救之舌》：“……他在我身旁站立着对我说：‘伸出你的舌头！’我把舌头伸出来，他从衣袋中取出一把锋利的折刀，我将舌头缩回，折刀越来越靠近，刀锋马上就触到我的舌头上，我感到了股透心彻骨的凉。就在这一瞬间，他将刀抽回去说：‘今天先不割，明天才割’……”读后令人毛骨悚然。啊，“今天先不割，明天才割”！许多厄运与不幸就犹如这种流氓式的恫吓一样，让我们寒意顿生。世间最可怕的并不是猝然而至的灾难，而是明知厄运来临却要苦煎苦熬的这段等待的过程。
卡内蒂：《苍蝇的苦痛》（选录） 陈东飚译
他本来会乐于在任何时间进入这个世界，一遍又一遍，并且如果可能的话，永远永远。 我们知道许多有关我们所爱的人的事，我们怎么也不愿相信的事。
*没有什么比某种对于受压迫者的厌恶更卑鄙的了，它想尽办法指出他们的缺点而将他们受 蹂躏的处境合理化。即使是伟大而高尚的哲学家也不能完全避免这一过错。 他把所有的寻常要求放在自己身上，但用的是一种外国语言。 很难去爱小心的人，除非在脑中谨记他们的小心会扭曲一切。 当众鸟群集飞往非洲时，它们舞蹈。它们的节奏，比我们自己的更完全也更微妙，产生于 它们翼翅的扑打。它们不踩跺地面，而是轻柔地拍打空气，后者对它们十分友好。而我们 却为大地所憎恶。
*没有一种密码秘密得足以容许彻底坦白的表达。
*他乐于称赞那些显然决不会有什么作为的人。但每当某人显示出真正的天才时他便变得十 分谨慎。 煽动自己的朋友然后将他们弃给火焰——多么残忍，对一个诗人又是多么自然！ 人们爱一位诗人仅仅是因为他瓷意挥霍他的时间。一旦他开始吝惜它时，他们就把他像任 何别人一样看待。 你害怕一切不会在死后发生的事。 他把他的心像柠檬一样挤出来就是为了她。但赢得她的男人则是另一位，他的言词是和它 放在一起的糖。
*对我来说他守时得全无希望。 他能够把自己的信念拆散再重新拼合起来。 他的梦是把他所爱的人们分别安置在不同的星球。
*无论是谁认识的人太少，很快就会只认识魔鬼。 他用十二张脸微笑，每一张都显示出一个不同的人，他友好地笑，他凶恶地笑，他承诺， 他拖延，他拒绝，他背叛，然而似乎没有人介意，因为剩余的脸仿佛是从海底闪闪烁烁， 而等待它们升上水面是一件乐事。 过多的精神体验要用更长时间才能开花结果，一个人的学习不能不受惩罚，一旦被学到， 要忘掉则很慢，然而只有被忘掉了，才有可能开辟新径。
*他决不会成为一个思想家：他重复自己得不够！ 命名的行为是人类伟大而庄严的慰藉。
*我们不断指望动物的气息会变成以往从未听到过的新词。 我对语言仍旧不怀怨恨：获胜的技术野兽已经储藏了它的一些尊严。 他如此骄傲以至他总是试图送给上帝一件礼物。 克服不幸的惟一途径是将它表演出来。
*一个伟大心灵的意义或许可以由它丧失得起的年数来衡量。 未来永远是错的：我们对它发挥了太多的影响。 他渴望他所爱的人们的存在，但不是他们的在场也不是他们的专注。 那些居住在一种中介时间里的生命，这时间与我们自己的时间平行，一种穿透我们自己的 时间而不触及它的时间，仿佛有一种像时间阴影那样的东西形成一个它们自己的世界似的 他开口说“金子”这个词就好像他偷了它似的。
*他希望拥有一些时刻，它们燃烧得像一支火柴那么长。 圣人：他耗去一生来解释所有他从来不会去做的事。 他用筷子吃智慧，中国方式。
*他以动物思考，像别人用概念思考。 人最喜欢自己身为一个盲目发怒的信徒。
*在巴别塔的计算中上帝犯一个错误：现在人人都说同样的技术。 他时时洗涤他生活的破布。 谁学得够了，谁就什么也没有学到。 他夸耀他的战船，里面的奴隶坐在有软垫的位子上划银桨。
*即使伟大的哲学家也得益于夸张，但与他在一起她必须穿一件织得非常紧密的理性外衣。 诗人，另一方面，将她暴露于她全部闪烁的赤裸中。 她想要某人全部得到她，连同她的所有行李，但她害怕他会开心得忘掉一根针。 他召集替罪羊以便更公平地分配他们的负担。 他的每一个句子都含有至少一个词是出自一种他或者任何在场的人都不懂的语言，对于它 所有人都怀着自满的得意互相点头。 任何东西都没有真正的替代物，甚至最粗糙的目标也继续引领着我们，即使我们的本能是 十分易变的，它们也同样是无情的，它们对很少几个真正对它们重要的对象的记忆也是不 可摧毁的。 他积攒起他的名声，一点一点。 仇恨有它自己特别的心跳。
*无形的事物无法改变自己。
*每次他渴望做一个假先知时，他所说的一切便都成真。 讲理是容易的，当你不爱任何人，包括你自己时。 上帝不喜欢我们从最近的历史中吸取教训。 巫婆们不再受到迫害时，她们便无害了。 关于爱最重要的乃是，在它的领地之中一切权利都被取消了。
*人最完美而能唤起敬畏的艺术品是他对时间的安排。
*可以把历史写得仿佛它一直就是它今天看来的样子。但那么究竟为什么写历史呢？
*他的思想有鳍而不是翅膀。 一旦发生了，历史上的每件事就运转得像钟表般顺畅。
*自杀会与我们一同留存，但它必会成为一种奇怪而罕见的事件，每一场单独的自杀像许多 年代以前一场战争一样地独特。 不应该凭他们恰恰现在是否碰巧正确来判断哲学家。 人们知道得何其多呀，只因为不关他们的事！
*单单为了颜色的缘故就值得永生。 历史包含每一个意义因而毫无意义。 谁希望思考，就必须放弃宣传。 上帝在创造人时肯定是口误了。 眼睛会是什么，如果没有它们的谨慎，没有眼睑？ 乌托邦拥有一种令人反感的谦逊。 互相隔离的艺术应当生活在最纯洁的群居之中。
*他想通过他童年的故事来统一欧洲。 诗歌之河到处流淌，它们未必汇合。
*在讲一个很长的故事时，思想要时时集中。它不能仅以针和残忍为生。它也需要一些温柔 的线。 神话是一个每次重述都变得更新鲜的故事。 *画家与他的政治：他相信用不同的色彩画地球就足够了。
*人的自我认识从古代起就该随着在此期间被描述的动物的数量而增加。 一位艺术家，在他一生最重要的那一天，在歌颂着他的人们中间，忘了自己的名字。 在大多数宗教中人们怀着假装的羞辱而下跪，只为了在不忠的愤怒中回身跃起。
*自从地球成了一个球时起，任何恶棍都能将它整个攥在手里。 一切对于所知甚少的某人来说都是多么可信！ 英雄对于死亡被废除的绝望。 他的名单除了省略什么也没有。 一帮哲学家为诗人拼出死亡。 他能很快把人看透，这样他更加易于成为他们的猎物，恰恰是因为他已经看透了他们。
摘自《书城》2002年第4期
谁是谁的耳证人？
（读卡内蒂《耳证人》）
一个奇怪的名字出现在一本书的封皮上，纸页泛黄，黑体五号字体。这大概是我对这本书的最初记忆。天气阴沉，图书馆管理员仍然在喧闹之中，嗓门清亮，发音不标准的普通话一句一句地丢出来，那的确是在四年前的一个下午，所有的场景和温度，还有声音都印象清楚。遁着这道记忆的光，我居然能顺利地找出当时的阅读笔记。并且，再一次与这个名字对视三秒钟：耳证人。 从一本书爱上一个作家，可以理解。但是从一个书名就对这个作家死心塌地，这种情况不好解释，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反正我就是这么喜欢。在四年后一次无意阅读中看到作家的名字和书名，便执意要去寻找当时的阅读笔记来，谢天谢地，那些段落乖乖地躺在我书橱里层的笔记本里。因为高兴，我就这么啰嗦地多交待了一下事情的始发经过，呼呼，高兴嘛，吐下舌头。 这个名字就这样给了一本薄薄的旧书，一本像是由警句性的草稿发展起来的性格肖像文集。大多时候，别人都叫它另一个名字：《五十个怪人》。一看那个名字，我就想把眼睛转开。我喜欢的是这个——《耳证人》，就是这个名字俘虏了我的欢心。书的原著作者是卡内蒂，1974年的著作。好像是德国华裔沙儒彬和罗丹霞的译本，在国内1989年出版。呼呼，好了，就因为这么个名字，那时我开始读这本书，在对作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心里满是难以抑制的好奇。 《耳证人》——书里大多一二百字的短篇，描写五十个人，共五十篇。语言微微晦涩，但是简洁明快，很有味道。像“瞎子天生并不瞎，但他花一丁点儿力气就变瞎了。”这类的句子举目都是。五十个人的极端性格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卡内蒂凭借着分裂的语态和夸张的想像，把人们引入一个受疯癫控制的生存空间，就这么说吧，他就是想把世界描绘成疯人院，把人们的种种事例看成是社会的凶兆。人们就那样遗失了正常的世界，既不能交流，又不能用行动来保卫自己。人们都陷入一个个人格困境，而不自知。可是，卡内蒂并不为这种现象焦虑，他还在轻描淡写的写着，装作一无所知。 那么，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表情来面对这些文字呢。我们总是在说着这样那样的道德行为准则，我们把自己束缚得紧紧的，我们道貌岸然的正常生活着，所有与周遭相悖的一面都得到了我们狠狠地摒弃。然而，在之后，我们又会崩溃于一种现实——从《耳证人》里透露出来的现实。在面对这本书时，我们如同在揭露着自己的伤疤，触目惊心。卡内蒂他是故意的，他成功了。他用了一个怪名字，耳证人（Der Ohrenzeuge）,吸引了人们的眼睛。然后，他再用他自我独到的写作方式把这种疼痛推到最锋利的顶点处，他那样写着，用尽古怪的词语和偏离正常的想像方式，悄无声息地把我们引到一个戏剧的排练现场。 卡内蒂说：“我非常认真地对待任何我尝试写作的体裁，并且我希望能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来，不过，我认为，我所有的创作归根到底都是具有戏剧性的。以人的典型语言行为来描写人，让他自己用独特的说话方式来描绘自身的特性。”事实如此，在《耳证人》里面，每个人都像是在进行一场自我行为艺术表演，来看几段引文事例： 白赠女：一个送了别人东西又立即去取回来的人。她为什么把它们奉献出来呢？就是为了取回，她才把它们奉献出来。 泪水司炉：他天天都去看电影。这是一个冷酷而残暴的世界，要是感觉不到面颊上的湿温的水，那简直就不想活，眼泪一旦开始流涌，他的心情就愉快起来。 家当阿姨：给钱系上餐巾，给钱东西吃，将钱看作孩子。 细味女：对种种气味敏感的女人，身上有一层隔膜，讨厌春天。 水窝藏主：在渴死的恐惧中生活并收集水，他的酒窖看起来很不错。其实并非酒窖，所有的瓶子一概装着水，由他亲自密封并按年序排列。一下雨，水窝藏主就哭起来。 月亮表姐：在一个梦幻中，月亮表姐被告知她在月亮上有亲戚。她不论在何处都觉得很舒服，因为到达某地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创办她的家庭，哪怕在最小的国家，她也能找出头绪来。甚至即使一个国家不超过十个人，其中一个也铁定是她的亲戚。 马暗女：学到的很少，她和人很合不来，她不缺少词语，她看书写字，但每当有人对她说话， 并要求答复的时候，她就窘得说不出话来，就连有个人站在她眼前用眼睛对准她，就连有个嘴巴在她眼前造出语音，也都使她失去作为。所有对面的人都令她受惊。马暗女并不患有过分的自我恋爱，但是她能够跟马独处。 纸醉鬼：看所有的书，无论什么书都可以，只要难懂就行，他并不满足于人人谈论的书。他看的书应该是罕见的而且已被忘却，不易找到的。他为一本无人知道的书找上一年之久，要的书总算找到了，于是他一口气读完，弄懂并记住，以后便可以引用它了。当傻瓜走近时，他老远就笑起来。一个女人要是想跟他结婚，最好是给他写信，并且在信中询问他，如果她的信够频繁的话，他就迷恋她，并且永远要她的问题作伴。 星清小姐：她在黑暗的地方度过她的一天，她工作只是为了让白天过去，她的皮肤很好，跟太阳之光一样的洁白，不过她自己却不知道，因为她不看自己，她从不把一丝脑筋浪费在自己身上，她唯一的镜子是亮晶晶的夜，而且它由那么多的小点组成，这使她不具有统一性，她从哪里开始，她到哪里结束，没有看过自己的人可能那么清吗？ 在这样的文字里，理性与非理性全部混淆了，事实与幻觉也搅成了一团，五十个混乱心态的人格，就这样赤祼祼戏剧化的摆放在你的面前，这些人群组成的世界是独特的，好像存在，又好像不可能存在。但是，在转身之间，你或许又会发现，其中一种与自身个性有吻合的可能。才发现，卡内蒂从一开始，就是要给我们一个闹剧，从书名开始，他就是蓄意要让你忧伤地发现一个真相，不管多么离奇古怪，那些形态正在我们自身潜在地发展着，随时就可能迸出一个或者五十个，或者更多的形态来。那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共同拥有的形态。这一幅幅人的生存的讽刺画，映现的却是我们自身的疾病。 那么，再回头来看这本书的名字，便不再是那么纯粹的古怪好玩性质了。卡内蒂作为一个颠沛流离的作家，一生游踪不定，关注他人比关注自身更多，他观察小乞丐，留意那些贫困的人群，跟踪患有隐疾的人群，莫不是他人的困境，也正是他自身闯不过去的关口。在那些刻意营造的古怪荒诞后面，他目及了和好友卡夫卡相似的景况，人被异化，却又艰难生存。至此，用卡夫卡的一句话来作为尾声：“为了这个世界，你可笑的给自己套上了挽具。”为了一个寓言，卡内蒂给我们布置了一个戏剧场景，而那些演员，不过是我们自身。我们只好用耳朵做为自己的证人，继续生存。
（2005年5月31日 草稿）
卡内蒂（简介及作品）
生平简介
埃利亚斯·卡内蒂于1905年7月25日出生在保加利亚的鲁斯丘克城。其父是奥地利籍犹太人，其母是西班牙籍犹太人。 卡内蒂六岁时，他们全家迁居英国曼彻斯特，在那里，他学会了用英语谈话和阅读。在中学，他学习法语，但还是德语最吸引他。由于父亲1912年突然去世，卡内蒂的母亲决定移居维也纳，并在整个夏天教他学习德语。卡内蒂先后在苏黎世和法兰克福等地读完小说和中学。接着，他进入维也纳大学学化学，1929年毕业并获博士学位。但他从未从事过化学专业的工作。 卡内蒂精通多种语言，但他始终用德语写作。他不是一个多产作家，也不是专门致力于某种文学体裁的作家。在他的九种作品中包括了七种不同的体裁，有小说、戏剧、自传、游记、笔记、文集、论著。他的全部作品放在一起就显示出他的独创天才，他的作品具有广阔的视野。丰富的思想和感人的艺术魅力。 他的文学生涯正式开始于二十五岁时，那时他开始写唯一的一部小说《迷惘》。1932年发表了第一个剧本《婚礼》。1934年2月，卡内蒂与维奈蒂娅·陶柏娜-卡尔德隆结婚。1938年5月，希特勒吞并了奥地利，他们在同年11月随着最后一批逃出维也纳的人前往巴黎。第二年他们移居伦敦，并在那里安家。 1950年他发表了剧本《虚荣的喜剧》，1964年发表了剧本《确定死期的人们》，这些戏剧没有主角，没有情节，只表现某种生活场面和人物的心理状态，带有荒诞派的色彩。1960年出版了继《迷惘》之后最引人注目的论著《群众与权力》。1967年出版了《马拉客什的声音》，1969年发表了《另一部审判/卡路费丽丝的信》，1974年出版《耳证人》。第一个妻子死后，1971年他与埃拉·比舍尔结婚，后来生了女儿约翰娜。此后，他分别将他的家安在英国汉姆斯特德和瑞士的苏黎世。 1977年和1980年分别出版了自传《得救的舌头》和《耳中火炬》，回忆了他从童年时代到1931年经历。
德语里的客人——评议卡内蒂 文/曾园
出生于保加利亚的西班牙犹太家庭的埃利亚斯·卡内蒂（1905-1994），最终成为了英国德语作家。这一复杂身世不禁让人想起奥地利女王伊丽莎白的侄女玛丽的回忆录《我的过去》里的著名自白：“我根本不是俄国人，出生在立陶宛，纯德国血统。”艾略特在《荒原》中引用了这句话从而使这本书也出了名。1912年卡内蒂的父亲在英国去世，他随母亲来到维也纳并学习德语。那位伯爵夫人玛丽讲述奥国贵族的书刚好出版于1913年。据说艾略特引用那句话的目的在于揭示现代世界的混乱。对这种混乱卡内蒂并非没有意识。他的方法是广泛的阅读。在晚年的随笔集中他写道：“没有阅读的混乱，诗人就不会诞生。”
与复杂的身份符合的是他掌握了四种语言。依次是一种古老的西班牙语、可能不太好的保加利亚语、英语和德语。1924-1929年他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化学。1927年7月15日在维也纳发生的一起工人示威游行遭到当局镇压的事件深深地触动了卡内蒂（这一事件也震惊了年轻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自称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为什么竟下令枪杀工人呢？这时的卡内蒂已没有多少兴趣去攻读化学了，他开始醉心于他所关心的事情，即所谓群众的问题。第二年他受邀到柏林旅游，在这里遇见了布莱希特、伊萨克·巴别尔等风云人物。他意识到这些聪明人所崇尚的艺术可能会解开他心中疑惑，于是毫不犹豫地对文学倾注了最大热情。大学毕业后他用了一年时间写完了长篇小说《迷惘》。那一年他才25岁。50年后这部小说让他得到了诺贝尔奖。可在这50年间，昔日的神童放弃了小说，用散文和少量戏剧继续他的关于群众的思考。
三十年后卡内蒂完成了《群众与权利》（字数与《迷惘》相当）。这是一本让人不知道怎么去读、读完后也不知道是一本怎样的书。人类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还有人说是关于文化哲学的书。同时期出版的作品有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名著《结构人类学》。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去看，《群众与权利》恐怕不具备严密的科学性。在“无形的群众”里，他条分缕析地列举了亡灵、子孙、细菌和精子群。这种思维方法让人想起了博尔赫斯所虚构的中国古代的一种“动物分类学”，依照此法，动物可以分类为：一、属于天子所有的；二、经过防腐处理的；三、已经驯服的；四、乳猪；五、会尖叫的；六、传说中的；七、无主的狗；八、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九、发疯似的烦躁不安的；十、难以计数的；十一、用骆驼细毛可画出的；十二、以此类推的；十三、打翻了水瓶的；十四、远观貌似苍蝇的。始终在严谨的德语语境中思考的卡内蒂当然没有走得这么远。然而，他的书籍让人更难辨认它的真实面目。 卡内蒂追求的始终是卡夫卡式的准确，是精神和肉体与社会在更高或更深的地方所遇合的诸多节点构成的框架。近三十年的写作平息了这位犹太作者行文上的愤怒与潦草，达到了德语文学表达的精粹与丝丝入扣的幻想水乳交融的高度。今天，《群众与权利》作为一部政治书籍在《理想藏书》中处于排名第二的位置，这说明正是各国读者四十年的阅读终于把一本无法归类的书读成了名著。
对于书籍的内容的归纳是容易的。简而言之，卡内蒂处于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交汇点上，由于通讯和交通方式的极大改变使他得以总揽整个人类权利的历史。他透过群众的各种特性来考察权利这一“空洞”在事件中是如何充溢并发挥作用的。许多思想家同时在进行这项任务，而卡内蒂无法取代的才能是他犀利的观察。他的知识结构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并不算独特。然而在众多的角度中，他似乎更愿意选择人的生物特性来解释人的社会特点。无论是凯撒、成吉思汗还是希特勒，他断言所有的独裁者都被“活得更久的激情”攫住了。到最后，统治者的目的变得都很单纯——活得更久。而政治措施方式的选择变成了统治者快感方式的选择，在权力的顶峰，统治者发现了更具快感的方式——少量的仁慈。
这实际上是某种关于人类情绪的寓言。对于人类情绪的研究，他发现权利的核心就在于恰当地调控群众的情绪。在这个过程中，神话、迷信、道听途说、流言蜚语都作为材料被纳入研究体系。自然界的诸种物象也用来说明群众的特性：火、海洋、雨、河流、森林、谷物、风、沙、堆、石堆、财宝。卡内蒂的方式往往这是这样的（以风为例）：“各民族就像能分割风似的，利用自己的旗帜，用以标志自己头上的天空是自己的天空。”在各个国家的群众象征里，他声称英国人由于与海洋的关系，总是把自己看作是船长。而荷兰人由于长期围海造地，“由男人组成的群众把自己看成堤坝一样。”而德国人，由于祖先生活在森林里，“他们感到同树木是一体的。”而“军队是行进着的森林”。如此等等。卡内蒂总是能够找到这样巧妙的方法来避开“科学的”论说方式。
在近七十年的写作中，他不怎么与英国文学界来往，他热衷于旅行和结交新的女友（最著名的是小说家默多克），并持续不断地与卡夫卡、克劳斯、穆齐尔和布洛赫这些德语的主人们进行对话。而漂泊不定的行踪似乎总有一个故乡，那就是德语。他只用德语写作，到最后只写自传和游记，而很多读者比如说我，总是不自觉地把这些篇章读成《群众和权利》的增补。
钟的秘密心脏 [英] 卡内蒂（王家新译）
在他身上一部分变老而另一部分尚未诞生。 化恐惧为希望。诗人的欺骗或完成。 总是在下一个思想开始之前，他滑入睡眠。他是不是为了梦见它？ 分号的梦。 我不知道所谓真实是什么。我感到我的生命一直被它吞食着。 当我躺在这里我的真实消散到哪里？和死亡一起僵硬？我害怕我的真实的命运，而不是灵魂。 在文学中留下许多未说出的事物是重要的。这样才有可能辨别在多大程度上一个作者所知道的多于他所说的，这样他的沉默就不是阴郁的而智慧的标志。 世界因变老而日益壮大。未来缩小了。 为了一生而知道一个人，并把他保持在秘密里。 哲学家们最深奥的思想有着它们自身的变戏法。众多的隐遁是为了某些事物突然就出现在手掌里。 模糊或是强化结局：别无选择。 限制一个人所期望显现的尊敬的领域。保持一个人更大的部分敞开。 留存的群山，恐惧的空碗。 在一个很特殊的壁架上，在危险与提升之间，它安顿下来。正是在这里，而非别处，他被允许写作。 修补信件。死者的运动。 为了存在于今天，一个人需要一种对所有各不相同的时代的亲密知识。 时代的共有的醒悟。 消失，但不是完全地，为了你能够知道它。 只有在恐惧进而我才完成我自己——为什么？我一直是被恐惧所哺育的？我只有在恐惧进而才认出我自己。一旦它被克服，它变成希望。但它对其它人仍是恐惧。我所爱过的人是那些他们的生活为我所恐惧的人。 在它开始于75岁的新生命里，它忘记了他父亲的死。 在音乐中词游泳——而词通常散步。我爱词的步态，它们的小径，它们的停止，它们的驿站。我不信任它们的漂流。 一个人将通过赞美去辨认他不是什么。 在词语开始闪耀之前，他把自己削得更短。 我不能想象有比一个曾经知道说许多事物而在晚年却陷入沉默的人更痛苦的景象。这并不是指智慧的沉默，那种在责任之外能保持安宁的沉默；我指的是当一个人回首往事并感到一生的努力仅为徒劳的失望的沉默。我指的是比起过去曾是的一切生命在老年并没有成为更丰富的沉默。这种晚年将不拥有什么，因为它感到被削贬，而不是扩大。 对死亡保持沉默——你能忍受多久？ 解释虚无。把它放在这里。说它。离去。 如果你旅行更多，你知道的将更少。 也许一个人可以感知死者继续存在，但是仅在某些词里。一个人知道了这些词则有可能听见死者。 再一次言说同样的事物，在早年的形式里。 有可能历史更多地活在他身上，而不是在历史学家那里。这曾是他的绝望并且永远如此。 “成为一个陌生人比迎接一位陌生人更值得。” 为某一特定的时代燃烧，但要弄清楚你是否将被再次点燃。 你唯一的逃避是通过一个不同的姿式朝向死亡。你可以永不逃避。 我将永不可能只存在于一种语言里。原因在于我如此深地被德语所束缚，以至于我总是感到在其它语言里也必将如此。 他不曾摆脱过恐惧，但这已不再是他自己的恐惧。 去经历一头动物的死亡，但是作为一头动物。 “一个人坠入睡眠”，他对孩子说道，“而不再醒来”。“我总是醒来”，孩子快乐地说。 忘却的美好，在于它暴露它自身之前。 他收集烘干了的细节。 甚至不可能想象一个人自身的死亡。它似乎不真实，它是最不真实的事情。为什么你总是把它视为挑战？经验的缺乏。 想着过去的事物仿佛它们刚刚开始存在。 他说的总是比他想的要多。他将如何去做？他将削减他自己或是这些句子？ 你不如卡夫卡可信赖因为你活得如此久长。 但也许年轻一代希望从你那里得到帮助以对抗文学中的死亡的惩罚。 作为一个轻蔑于死亡逐年增长的人，你是有用的。 现在，他仅仅散步于自己建造的桥下，对其它任何地方的恐惧使他不得不避开。 重写一封信，在多少年过去之后。 从只说“神”里他得到什么乐趣——为了不去说“上帝”。 是的他永不使自己成为一个奴隶。但他观察过那些想成为奴隶的奴隶。 那是最坏不过的事情。 他发现句子，仅仅为了把更早的一个带回来。 说最私人的事物，说它，别无它虑，不要羞怯。一般化的尽可以在报纸上发现。 你是否可以触及你的早年生活而不受到处罚？ 他害怕讲一个新故事。 有多少事物你要避开为了减少死亡的碰撞？ 当他们走开，我想他们将作为别的什么人回来，或者永不。 他把自己扔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在下一世纪才被人接住。 一个仅在夜间的生命：用什么来重新布置早晨？ 自从他们教给我们生活的一课，中国人，在我们之前，自时间开始以来。所有更痛苦的就是观看他们现在与我们竞争。当他们终于赶上我们，他们 将失去所有他们曾超过我们的领先的距离。 哲学家由于膨胀：尼采。 由于呼吸：庄周。 他需要那种在他之后能够继续他的痛苦的人。 永不休歇的潮汐：我们。 上帝的吃者和饿者。 太多的名字在他的头脑里，象大头钉。 词作为哨兵。 我生活的故事并不真的关于我。谁能相信这一点？ 他回到家。陈设依旧，桌子已经散架。他坐下，并写作于空气里。 只有他阅读时他才是幸福的；他更为幸福当他写作；他最幸福的时刻则是当他读到某些事物他从不知道的时候。
本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艾利亚斯·卡奈蒂(Elias Canetti）
并非怎样 @ 2005-05-26 14:43
卡奈蒂与中国
——纪念艾利亚斯·卡奈蒂逝世一周年 李士勋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四日，本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艾利亚斯·卡奈蒂(Elias Canetti)，在那个炎热的星期日的夜晚，悄悄的长眠了。他的死虽然并不那么令人感到意外，因为他已进入九十高龄，但仍“象一部远未完结的长篇小说的最后一句话那样，使人感到忧郁。”随着他的逝世，“德语文学的一个时代宣告结束，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穆西尔、恩斯特·布洛赫、约瑟夫·罗特、卡尔·克劳斯、托马斯·曼和艾利亚斯·卡奈蒂。” 那么，卡奈蒂怎样一位作家？他与中国有什么关系呢？
一切被忘却的思想，都会在世界的另一头冒出来。
——卡奈蒂 卡奈蒂及其作品
卡奈蒂，一九八一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九零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生于保加利亚多瑙河畔的小城鲁斯楚克。六岁时随父母移居英国，不久因父亲患心脏病瘁死，年轻的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小弟弟经德国、瑞士，移居奥地利。在以上诸国，卡奈蒂度过了少年时代。后来，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化学并获博士学位。毕业后，隐居维也纳郊外，潜心文学创作。一年后，他将原计划的八部小说凝缩成一部，先取名为《康德引火》，出版前改为《迷惘》。五十年后，这部他一生中唯一的一部小说，给他带来了世界文学的最高奖。 然而，这位在二十五岁便奠定了一生成就的天才，从开始到被世界承认，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在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时，作为犹太人，他不得不走上流亡道路。因此，他的这部小说在德国除被托马斯·曼（他曾将这部书的手稿原封未动退回）定为一九三五年他读过的最好的两本小说之一外，几乎没来得及产生影响便消失了。英、美、法等国的翻译和评介，扩大了这部书的影响。一九四八年，德国虽然出版过这部书，但也未引起注意，直到一九六三年再版时，这部作品才正式回到德语国家里来。卡奈蒂一生著作甚丰，除小说外，主要作品为“扼时代咽喉”的政论巨著《群众与权力》，剧本《婚礼》，《决定死期的人们》，《虚荣的喜剧》等。从一九四二年起，他一直坚持不断地写格言与杂记，有《人的省份》，《钟的神秘心脏》和《苍蝇的苦难》等。三部自传《获救之舌》，《耳中火炬》和《目语》则显示了他惊人的记忆力和叙述天才。还有杂文集《良心话》与游记等等。一九七二年，他获得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格奥尔格·毕希纳奖金。德国人在评价他的作品时说，“他，一个外国人，用他的著作达到了德语最简洁的程度”。 德国语言是故乡 卡奈蒂六岁之前，说的是西班牙语和保加利亚语，到英国之后学会了英语，八岁以后学会了德语。由于母亲对德语怀有深厚感情，他也把德语当成了自己的真正的母语。虽然他的英语也很好，一九三八年后，又定居英国获得英国国籍，但他一生坚持只用德语写作。他曾明确表示，德语才是他的故乡。他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上述诸国舆论界均对他表示的格外亲近，也许这是他的一种委婉的回答。卡奈蒂的经历注定了他是一个国际性的人物，他不属于某一国，他属于全世界。 读书种子系天生 早在他六七岁时，一般的儿童读物对他就已经不合适了。因此，母亲特意给他选购了斯文·海定的游记，《马可·波罗在中国》等著作。有的书，他能读上几十遍。有一次，当他详细对祖父讲述马可·波罗记述的有关中国的故事而遭到祖父的驯斥时，小小年纪，他获得的感受是，原来世界上有的人从未读过一本书。他读书真可谓如饥似渴，古希腊的哲学和中国先秦诸子的著作，更是他一生永不疲倦的研究对象。西方的和东方的文化在他的头脑中融汇贯通，这在他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迷惘》中，即可得到证明。青少年时期的广泛涉猎，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毕生探讨的主题之一：群众与权力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五日，维也纳的示威群众，愤怒地烧毁了不公正的司法大厦。卡奈蒂目睹并亲身经历了这一场群众运动，火与群众的强大威力，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这些特殊现象使他一时陷入迷惘并影响了他一生。他想深入探讨它们的本质及其作用。他博览群书，企图从欧洲的和亚洲的典籍中寻找证据。在《迷惘》一书中，他即已将他初步的研究成果表现出来。他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考察出火早已不仅被用来烧烤食物，而且被统治者用来巩固自己手中的权力。秦始皇的焚书是用于这种目的的典型例证。他在书中让主人公与自己的藏书室在烈火中同归于尽，则是用来说明：二十世纪脱离实际和缺乏权力意识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在这个时期，卡奈蒂已经发现了孟子关于群众的最精僻的定义：“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生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卡奈蒂发现这段论述后，几乎怀着“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般的兴奋心情，将它写入《迷惘》，并把孟子作为第一个中国哲人写进书中。后来，他在杂记中一再表示，西方从未有过一个哲学家象孟子那样精确地认识到群众的本质。 那么，权力的本质是什么呢？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将主要精力全部用于探讨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是真正的权力论专家。在对世界史料和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长达二十多年的研究之后，卡奈蒂完成了他的另一部巨著：《群众与权力》。他因此而成为当代最重要思想家之一。这部巨著还证明：卡奈蒂不仅是本世纪最重要的作家，而且是一位历史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对权力结构的本质所下的定义是：“权力则意味着让别人为自己去死。”细想想我们的历史和现实，难道他说得不是再精辟不过了吗？他不仅对权力的要求和专政的本质作出解释，他所做的努力是要象卡夫卡命令的那样，把自己从一切形式的权力中解放出来。 与死神势不两立 卡奈蒂童年失去父亲，从而与死神结为死敌。研究死亡的本质和诅咒死亡，也就成了他毕生研究的另一个主题。 卡奈蒂与同样是早年失去父亲的中国哲人孔子格外亲近，尤其赞赏孔子对待死亡的态度：“不知生，焉知死”。卡奈蒂说，在世界上如此众多的思想家中，没有一个人象孔子那样深刻的认识死亡的本质，更没有人说过那么精辟的话。 死的种类多种多样，卡奈蒂最不能容忍的是人对人类的屠杀，是战争。在历史上，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看到了太多太多人类的互相残杀。那些惨绝人寰的场面，促使他一再愤怒的呐喊：“我诅咒死亡。” 他肯定生命的意义，不相信灵魂转世说。他对佛教表示强烈不满，因为佛教放弃的太多，而且从来没有真正地研究过死亡，只是一味的用否定此生来达到对死的解脱。他更推崇道家学说，尤其赞赏庄子的彻底精神。他也从王充对死的论述中找到共识。同样，他也不赞成基督教把十字架即死亡放在世界的中心，而且不能对死作出正确的解释。卡奈蒂是一个无神论者。 对于他的死，他的一位朋友说，卡奈蒂在最后几个月十分活跃，当他进入九十高龄后，突然在睡梦中毫无痛苦地死去，仿佛是死神向他伸出友谊之手以表示屈服似的。卡奈蒂死后被安葬在瑞士苏黎世公墓英国作家乔伊斯的身旁。
道家学说（Taoismus）是诗人的宗教 卡奈蒂在对世界思想史的深入探讨中，特别看重变化的学说，因而被称为变化的捍卫者。他把变化与权力联系起来。卡夫卡的《变形记》，使他觉得卡夫卡是一位最懂得变化与权力之关系的大师。在中国道家老、庄的学说中，卡奈蒂发现道家了解并肯定变化，比印度与欧洲人的认识高一筹。他赞成道家给予此生的长寿与不朽以最大价值，进而指出：“道家学说是诗人的宗教，即使他们并不了解它”。他还说，基督教的此岸与彼岸的说法是虚假的，而庄子的幻想中仍然有真实。
卡奈蒂回忆萧淑娴
卡奈蒂在他的著作中谈及中国和中国人的地方很多，表现了诗人对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崇敬和热爱，其时间之久，只有古希腊和前苏格拉底学派可与之相比。先秦诸子的名字几乎都被提及。从他引用《诗经》、《聊斋》和《东周列国志》，可见他涉猎之广；从他对中国哲人学说的论述，可见他探讨之深；从他对参观中国出土文物后的感想和忧 虑，可见他对中国现状的关心。但是，他既未到过中国，也不会中文。他认识的中国人，在写到一九三七年母亲去世为止的三卷传记中，只提到一个中国人：淑娴。他热情地描述了这位端庄、秀丽、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中国女性，回忆了她一九三六年与二十年代欧洲十大指挥家之一赫尔曼·谢尔兴结为伉俪的浪漫故事。萧慕名从中国远涉重洋，来到比利时向谢学习指挥。当这位东方女才子身着旗袍，指挥欧洲人演奏莫扎特的交响曲时，谢尔兴被她的魅力彻底征服了。一年后，萧学成回国，从北京发出同意结婚的信息。谢接信后，立刻辞掉所有音乐会，电告好友卡奈蒂，请他帮助购买新衣并于某时某刻送往车站，他要马上去中国北京结婚。在北京停留一周，举行过婚礼后立即乘火车返欧。过了几个月，萧也来到欧洲。她们新婚后的几个月，便住在维也纳郊外卡奈蒂家中。萧淑娴不仅是一位作曲家，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她热情地介绍中国的音乐和诗歌，卡引述的《诗经》说不定就得益于萧的翻译呢。谢尔兴与穆西尔、卡奈蒂等人一起讨论办一个同时用四种语言出版的文艺刊物，谢说萧是积极的发起人，有许多设想。那次讨论虽没有结果，但由于谢向他们详细地介绍了萧，所以，卡奈蒂最后说，关于那次讨论的回忆却应感谢萧淑娴。卡仍清楚的记得萧讲述日本侵华罪行时的情景。卡与萧相处时间不长，后来各自东西，失去了联系。卡流亡伦敦，萧五十年代初回国。半个世纪以后，当笔者一九九零年二月偶然从报上报道北京举办萧淑娴音乐会的消息中，发现并断定她就是卡奈蒂回忆录中提到的、本人已打听了三年的淑娴时，惊喜万分地通报了他们双方，希望在这俩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之间架一座长桥。他们双方都表示愿意见面。笔者将卡回忆她的章节译出寄给她，四月回京时又拜访了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她兴奋地说，夏天访欧时去苏黎世拜访卡，并让我现在先不要告诉他，到时候给他来个出乎意料之外。七月，萧到巴黎，然而，由于她寄给卡奈蒂的名信片没有写寄信人地址，卡无法回信，而萧还误以为卡有所不便，结果这次历史性的重逢便失之交臂，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永远的不大不小的遗憾。 “一切文字中最奇妙的文字”和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据德国研究卡奈蒂的专家马丁·波拉赫教授说，卡奈蒂晚年很想到中国访问一次，以便亲眼看看这个在他想象中和书本中伴随自己一生的国度和那里的人民，尤其是当他亲手捧起自己的小说《迷惘》的中译本时，这种愿望就更迫切了。在一九八七年卡奈蒂给笔者的复信中，曾不无遗憾地写道：“从很早时候起，我就对一切与中国文化有关联的事物感兴趣了，但是我却从未认真地尝试过，去学会这种一切文字中最奇妙的文字。现在再学已经太晚了……。”八八年，本人曾向中国作家协会和社科院外文所转达了这一信息，但由于经费问题，作协和社科院外文所都未能发出邀请。一九八九年，北京发生的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的政治事件，对他来说，比那位牧师说他前世曾经在中国生活过更令他扫兴。这和前边提到的遗憾相比，在卡奈蒂与中国的关系中，就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了。
墓地情感 （德）埃利亚斯·卡内提
墓地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即使那里没有自己的亲属，人们也会去探访一番。
在国外的城市里，人们朝圣似地来到墓地，在那里散步，消磨时间，仿佛那是为他们开辟的一处场所。就是在国外，吸引人的也不总是某位受人敬仰的人士的安息之地，即使这是探访者的本意，也会由此生出愈来愈多的含义。在墓地，人们很快陷入一种特殊的情绪之中，而虔诚的习惯总使人低估这种情绪的性质，因为人们所感受到并更多地表示出来的肃穆掩盖着一种隐秘的满足感。
探访者在墓地究竟干些什么呢？他如何活动，忙些什么？他缓缓地在坟墓之间徘徊，注视着一块一块的墓碑，细读碑上的姓名，并被其中几个吸引住了，然后他开始关注名字以下的碑文。他发现这里是一对夫妇，生前长相厮守，如今顺理成章地并肩安息；或者是一位夭折的小孩；或者是一位刚满18岁的年轻姑娘。探访者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碑文上的年限，渐渐地它们在他眼里也越来越脱离感人的特点而成为单纯的年限。
这儿有一位活到32岁，那边有一位死于45岁。探访者现在就比这两位死的时候都大，可以说他们两个都退出了比赛。他发现有许多人没能活到他自己的年龄，不过除非他们特别年轻就死了，否则根本不会唤起他的怜悯。然而也有许多人超过他现在的年龄，比如这里一些人活到70岁，某些地方还有人超过80岁，这些人他还是可以赶上的，他们的年龄激起他赶上去的念头。他的一切都还是未知数，自己这种可望期待的生活的不确定性正是他面对死者的一个巨大优势，努力一些的话，他甚至可能超过他们。同死者较量是大有前途的，因为他现在就已经有一点比他们强：他们已经到达生命的终点，他们不再活着。无论同他们当中的哪一位竞争，所有的力量都在他这一边，因为他们那边没有力量，只有标明的终点。即使较长寿的人也安葬在这里，他们现在就已无法再一个一个地正视人们，他们给人注入永远超过自己的力量。89岁的人埋在那里有如一种最高的激励，有什么会阻碍一个人活到90岁呢?
但是这并非置身墓群中的人脑子里涌现的惟一的盘算。他开始注意一些人在这里已经埋了多久，因为他和他们的死期之间相隔的年代具有某种安慰作用：他已比他们在世上多呆了这么久。有些墓园里古老的碑石可以一直追溯到18甚至17世纪，令人感到某种振奋。探访者耐心地站立在模糊不清的碑文前一动不动，直到将它们看懂为止。纪年在往常只作实际用途，此时却突然获得一种强大而意义深刻的生命。探访者了解到的所有这些世纪都归属于他，而长眠地下的人则浑然不知伫立墓前的人正在思考自己生命的期限。对墓中人而言，纪年随着他的死期到来而终结；对墓前的思考者而言，纪年则一直延续到他自己。假如长眠已久的人还能站在思考者的身旁，他会有多么高兴!自他死后，200年已经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探访者比他年长200岁，因为这期间发生过的许多事情，探访者都通过各种流传媒介了解到了。他读过，听人讲过，有些还亲身经历过，此时很难不感到有优越感，质朴的人在这种情形下都会有此感受。
然而更多的感受却是，他在这里孤独地漫步，脚边躺着许多不认识的人，他们密集在一起，数量不定，但为数众多，并且还会越来越多。他们彼此不会分开，仿佛聚成一堆。惟有他来去自如，惟有他在这躺倒的人群当中笔挺地站立着。
——选自埃利亚斯·卡内提《群众与权利》
透过群众粗糙复杂的地表 ——卡内提《群众与权力》读后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王音力
对于一个时代而言，重量极的思想与著作总是令人敬畏的。关于卡内提其人其书，所见到的评论也有一二，但种种解说，或若干介绍，总让人觉得有些寂寥。对我而言，卡内提是深邃的，崇高的，甚至是神圣的。先是其长篇杰作《迷惘》，次是回忆录《获救之舌》，后是《群众与权力》，它们给我的阅读愉悦以及由其带来的敬意是由衷的，持久的。卡内提就如同我喜欢的另一个思想大家汉娜·阿伦特一样，一生颠沛流离，经历战乱，饱受磨难，置身于复杂，动荡的政治环境，目睹法西斯的野蛮，深感现代文明的脆弱。同样的经历，同样的命运，导致他们终生关注和追问的主题都几乎是一致的，甚至，他们作品的风格都是灼热，内省和沉思的。
如果说汉娜·阿伦特近些年在中国思想和学术界渐成热点，那么卡内提我们就更不会陌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因其作品“具有广阔的视野，丰富的幻想和艺术力量”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卡内提一时在全世界如雷贯耳，其《迷惘》在国内也是一纸风行，但应该说，卡内提（当时译作卡内蒂或卡奈蒂）由于其卷帙浩繁和艰深的隐寓式的写作风格使一般读者对之望而却步，但也同时在真正的知识界广获知音。《迷惘》表面上看，是写一个善良的名叫基恩的汉学家与恶女仆台莱瑟的故事，但它汪洋恣肆，光怪陆离，想象丰富，以隐晦曲折的笔触，写尽了混沌迷惘的世情，也写尽了整个一个时代的忧患，被许多评论家视为唯一预示现代个体将沦为群众这一威胁的天才之作。卡内提本来计划写包括《迷惘》在内的总题为“疯子的人间喜剧”系列长篇，因时局动荡和战乱而未果。尽管他宏大的抱负和创作雄心未能实现，但他对这一主题的思考和深化在他后来呕心沥血的《群众与权力》这一巨著里得到了更直接，更进一步的体现。也许会有论者认为，卡内提的《群众与权力》乍一看框架森然，立论周密，但通读一遍，内容庞杂，似乎缺乏严密的体系，不过卡内提的本意也并不在于要完成一部佶屈聱牙的所谓学术著作，因之，我比较赞同这样的观点，《群众与权力》不是一位作家在文学书写的闲暇，对历史进行零碎地感受的结果，而是一部就权力本性作出理性沉思的寓言式作品。卡内提说，“那时候，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研究探索法西斯主义的根源，这就是《群众与权力》的意义所在。为了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是说不但作为时代现象去理解，而且从事物最深的根源及最广的分叉去理解，当时不允许自己做任何文学工作。”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无法置身事外于他所处的时代，他不是井底之蛙，也不是象牙塔之客，他常常以短兵相接的姿态投身于时代的风云，并且通过自己独特的感知，冷静的观察，尖锐的分析，深刻的批判成为时代的良心，甚至最后超越自身所处的时代，使得他一己的思想成为人类共享的资源。
卡内提以他的《群众与权力》自然也当之无愧地跻身于此列。“这是一个博学者的杰作，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作为群众的行为方式的观点，他对群众的起源和天性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而在他所作的——基本上是超时代的——分析中，他要揭露和抨击的，说到底是权力的宗教。”（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有关权力，最著名的，似乎是基辛格的一句：“权力是最好的一剂春药。”这一带有明显嘲讽的说法，极尽了权力对人的巨大的蛊惑性，迷醉性和腐蚀性。但即使这样，群众仍离不开权力，群众仍狂热地追逐权力。卡内提从人之所以为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的两个方面，不仅对群众的起源和特征，而且对权力的要素和内在结构进行了一针见血的解剖。显然，就卡内提的论题而言，他并不仅仅局限于就权力本身而论权力，而是将权力置于群众的辽阔背景之中，并以此揭示权力貌似强大，实则虚幻和脆弱的本性，再通过对权力本性的反思，从而加深他关于群众的研究。我们知道，每一个生命个体出于安全和生存的需要，都不可能形单影只地存在于世，只有在群众中，作为单一的个体，才能免于某种与生俱来的对外在于自身事物的接触的畏惧。从本质上而言，人需要孤独的自己，但更需要密集的群众。孤独的自己是一层薄薄的壳，很容易在坚硬的现实面前被捣碎，但密集的群众也并不意味着巨大的,可靠的安全套，群众往往是具有某种所谓的破坏欲的，群众的分娩和繁殖力是迅速的，惊人的，通常我们都倾向于这样的论调，认为群众基于自己天赋的自然冲动，是盲目的，但群众总是为一定的目的而聚集在一起的，或者是为宗教的目的，或者是为政党的目的，或者是为革命的目的，或者是为战争的目的。或许，我们只能说，群众是狂热的，它以其罕见的甚嚣尘上，比肩接踵的嘈杂与密集所磨擦和释放的热能，使我们得以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清楚赤裸裸的群众，以及由其亲身最充分体验的某种动物性的力量和激情，而在川流不息的，群众的粗糙复杂的地表下，真正发生作用的便是权力。当群众的灵魂和行为被极端的权力所控制和掌握时，群众的疯狂，盲从，非理性，破坏欲就随之出现了，这就完全背离了群众最初之所以产生的社会心理背景，甚至对人类的文明，信仰和生存带来极大的摧残和毁灭，无论是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斯大林的极权主义，还是中国的十年文革，都是在具体的，不同的历史场景中悲惨上演的群众与权力关系的经典例证。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卡内提对群众与权力共生关系的考察是发人深省的，也是超越时代的。一方面，群众是权力得以滋生的土壤，而群众又不幸沦为权力的对象；另一方面，权力是群众的幻象和虚假寄托，没有这种幻象和虚假寄托，群众就会从本质上无以为群，也无以为众。的确，群众与权力这种共生关系，卡内提不仅作为特定的时代现象加以考察，更是从其最深的根源和最广的分叉做出了精辟的论述。虽则洋洋四十余万，但通篇钢筋混凝土式的结构，灌注和焊接，使得整个行文走笔紧凑有力，并没有让人觉得尾大不掉，几乎每一个字里行间充满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和力透纸背的思想刀锋。 2003，9，21 《群众与权力》，[德]埃利亚斯·卡内提著，冯文光 刘敏 张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1月版 一幅处于崩溃边缘的社会图像 评卡奈蒂的《迷惘》 在文学史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部作品在它初次发表后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若干年后，它忽然被人们发现，引起轰动，获得很高的荣誉。对于艾利斯·卡奈蒂(Elias Canetli)的《迷悯》(Die Blendung)来说，情况正是如此。它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但四十多年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它的价值和重要性。一九八一年，它的作者获得世界文学的最高荣誉——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证书称它是“一部目光深远、思想丰富、具有强烈艺术力量的书”。作为当代德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迷惘》不仅受到各国批评界的一致赞扬，而且被译成十几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许多报刊发表评论文章，有的说：“《迷惘》是一部象征性的、富有教育意义的书，它的深度是无法估量的。它象普鲁斯特和但丁的作品一样完整。”还有的把它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相比较，认为它是一个“关于精神与现实的冲突的强有力的隐喻”。联邦德国出版的《金德勒文学百科全书》甚至认为：“正如一切重要的书一样，《迷惘》几乎没有写那种特殊的‘诱惑力’。卡奈蒂与贝克特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也删去了希望、未来和意志等一般‘起作用的东西’。它创造了一些典型人物和一幅过渡式的世界图象，具有不可忽视的预言质量。在这部书完成后的几十年里，凡是人们经历过的可怕的事情，好象卡奈蒂在他那非人的世界里早就预感到了似的。小说充满了咄咄逼人的、甚至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幽默，书中的性格各有其疯狂的逻辑。”
这些评价是否恰当、中肯，读者读了这本书后自会作出判断。但无论如何，时间是检验文学作品的试金石。《迷惘》在初次发表四十多年后能在世界上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说明它是值得一读，值得进行一番认真的研究的。 卡奈蒂一九○五年生于保加利亚鲁斯丘克一个祖籍西班牙的犹太人家庭，一九一三年父亲去世后随母亲迁居维也纳，并先后在苏黎世、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等地学习。一九二四年他中学毕业后又回到维也纳，在这里攻读化学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与此同时，他潜心研究历史和文学，并开始写作。一九三八年，德国法西斯并吞奥地利后，卡奈蒂经巴黎流亡到英国，加入英国国籍并从此定居伦敦。 卡奈蒂用以写作的语言是德语，作品包括戏剧、自传、游记、政论等，《迷惘》是他迄今为止写的唯一的一部小说。关于这部书的产生，根据他本人的叙述有两件事情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件事是：一九二七年，奥地利警察在布尔根兰镇压罢工工人，开枪打死了许多罢工者。但法庭在审理此案时却宣告凶手无罪，报纸还大肆宣扬这种开释凶手的可耻行径是一次“公正的判决”。此事在维也纳的工人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七月十五日，工人们从维也纳各区成群结队地涌向司法部，抗议当局这一罪行。由于当局对工人的正当要求置若罔闻，愤怒的人群放火点燃了司法部大厦。市长又命令警察开枪，当场打死九十名工人。当时还是大学生的卡奈蒂也加入了工人的队伍，并目击了这一惨案的全部经过。在《第一部书：迷惘》中，他写道：“我变成了群众的一分子，完全投身于群众之中了。对群众所采取的一切行动，我感觉不到自己哪怕有最微弱的反感。在这样的心情下我能够理解一切发生在眼前的具体细节。”“我完全明白，要了解攻占巴士底狱是怎样发生的，我用不着阅读任何有关的材料了。”“这件事情对我后来的生活，也对《迷惘》的形成产生了最深刻的影响。” 第二件事是：一九二八年卡奈蒂第一次去到柏林。三个月的短暂停留打开了他的眼界。在那个光怪陆离的城市里，他看到了“许多自己一向深恶痛绝的东西。它们不停地在一个人身上出现，而且成了当时柏林生活的特点”。那里的男男女女似乎象一群疯子，他们聚集在咖啡馆、酒吧间里狂欢滥饮，高谈阔论，毫无顾忌地公开表露自己丑恶的内心，甚至公开谈论自己的情欲。卡奈蒂回忆道：“从前我从未在世界的一个地方获得过如此接近整个世界的感觉，而这个世界，我在三个月中根本未能理解它。我觉得它仿佛是一个疯子的世界。”
这两件事激起了卡奈蒂创作的欲望，他决心仿照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写八部小说来反映这个疯狂的世界，并将书名定为《疯子的人间喜剧》。他认为“人们不应该再象过去的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去表现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从一个作家的立场出发，这个世界已经崩溃了。只有拿出勇气，揭示这个正在崩溃的世界，才可能反映出它的真实面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必须写一部无法理解的、混乱的书，恰恰相反，人们必须以最严格的韧性去发现那些极端的个体，并把他们有区别地一个个排列起来，正如这个世界确实是由他们所组成的那样。我抓住《疯子的人间喜剧》的计划，构思了八部小说，为的是在每一部小说里放进一个处于疯狂边缘的人物。……我要造八支探照灯，用它们从外部向这个世界的内部搜索。”
但是，卡奈蒂写八部小说的计划未完成。他感到应该把《疯子的人间喜剧》的内容加以浓缩，全部集中到一部小说里，于是集中精力在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这部最初命名为《布兰特》、后改称《康德引火》、最后定名为《迷惘》的长篇巨著。
一九三○年小说脱稿，但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于出版这部奇特的书，以致手稿搁置了四年之久。一九三五年，《迷惘》终于被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到了七十年代，它的价值才被人们认识，并在世界文学中获得它应有的地位。
《迷惘》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作者以深刻的洞察力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无情的诊断，以一种近乎乖戾的执着描绘了一幅处于崩溃边缘的、疯狂的世界图象，因而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质。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大城市维也纳。当时的欧洲刚刚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阶级和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法西斯势力迅速扩张。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覆灭和奥匈帝国解体后虽然成立了共和国，但封建专制的势力仍很强大。这样一个社会既带有封建主义的腐朽性质，又体现出资本主义的各种丑恶：对金钱和权力的追求达到疯狂的程度，传统的价值观念早已解体，赤裸裸的掠夺和占有代替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宣传，道德和人性丧失殆尽。这个社会象一个巨大的屠场，人为了一己私利在互相竞争、互相残杀。卡奈蒂曾指出：“我们现在斩、锯、剁的不是猪羊，而是人。在我们看惯了的肉案上放着的或钩子上挂着的是人肉。彼岸对我们来说已成为遥远的过去，现世就是屠场。”
在这样一个人性泯灭、人欲横流的社会，人类的精神和文明必然遭到粗暴的践踏。《迷惘》所叙述的故事正是一个精神同物质至上的信条如何发生冲突，精神如何被贪欲毁灭的寓意深刻的象征。小说的主人公彼得·基恩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汉学家。他爱书成癖，收藏了数万册珍贵的典籍。由于厌恶这个道德堕落的、庸俗的世界，他断绝了与社会的一切来往，企图在古代东方文化中找到精神寄托。但是，这种离群索居的孤独生活使他渐渐变成了一个毫无处世经验的书呆子。一旦与现实发生接触，他那条用孔孟之道筑起来的精神防线便彻底崩溃，立即陷入被欺骗、被凌辱、被掠夺的尴尬境地。开始他受制于贪婪、狠毒的女管家苔莱泽，不仅财产被她霸占，他本人也被赶出住宅。在他流落街头后，又遇到了狡猾的骗子驼背侏儒菲舍尔勒。后者利用他酷爱书籍的弱点，几乎骗光了他剩下的钱。继而，他又落入野蛮、凶残的看门人普法夫之手，在精神和肉体上进一步遭到折磨，几乎神经错乱。最后，他虽然在弟弟的帮助下赶走了这帮恶魔，夺回了失去的一切，但他受到的精神创伤再也无法愈合，对这个疯狂的世界他感到深深的迷惘和恐惧。在幻觉之中，他放了一把大火，在火中与自己心爱的藏书同归于尽。基恩的悲惨经历和结局正如卡奈蒂指出的那样，形象地说明了在那个是非颠倒的社会里“任何笨蛋都能摧毁最复杂的精神，无论何时，只要他愿意”。 在这部小说中，形形色色的贪欲支配着人物的一举一动，它不仅表现在公共生活中，而且深入到人的内心每一个最隐秘的角落。每一个人物都是一种贪欲的化身和奴隶，在贪欲的驱使下，他们干出各种丧失理智的举动，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他们不惜使用最卑鄙、最狠毒、最狡诈的手段。
金钱在资本主义世界是财富的最高体现，具有无比的威力。所有的贪欲最终都集中到对金钱的追逐上。对苔莱泽说来，获得尽可能多的金钱是她唯一的生活目的，成了她的一种本能。为了钱，这个俗不可耐的丑陋的女人引诱基恩同她结了婚。当她霸占了基恩的藏书和住宅后，又逼迫基恩交出了他的存款并把他打成重伤。她幻想世界上所有的财富汇成一个整体，全部归她一个所有。犹太侏儒菲舍尔勒最大的梦想是到美国去当象棋世界冠军，成为伟人并娶一个女百万富翁做老婆。不过，他实现这一欲望的唯一手段是偷窃和诈骗。当他发现基恩随身带着大笔钱财时，便设置了一个荒唐的圈套，在三天之内将基恩的钱几乎全部骗到手。
在那个道德沦丧的社会里，性爱这种人的自然本能也恶性膨胀，堕落成一种生活和心理上的变态与肮脏的欲望，以极其无耻的方式表现出来。苔莱泽虽已年过半百，但一遇见异性仍要本能地勾引对方。普法夫不仅残暴无比，在两性关系上也是个禽兽。他把自己的老婆折磨死后，竟把亲生女儿作为自己的情妇。假瞎子汉斯梦想的是同时搞一百个女人，…… 这一种种疯狂的举动，一个个怪异的人物，真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卡奈蒂以无情的笔触把资本主义社会里每一种丑恶的品质推向极端，并让它在一个个人物身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从而深刻地揭路了二、三十年代病入膏肓的西方世界的腐朽本质。
《迷惘》获得的巨大成功首先应当归功于它的作者以一种冷酷的幽默塑造了一群畸形的、令人恐惧的人物形象。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一种疯狂的逻辑，都代表一种丑恶的品质。他们聚集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疯子的世界。可以说，小说的主题正是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塑造体现出来的。
卡奈蒂塑造形象的手段之一是对人物的外貌进行夸张的、漫画式的描写。基恩高得象一根电线杆，骨瘦如柴；额头象一块布满裂纹的岩石，鼻子犹如狭长的崖令人眩晕地垂直而下，下端藏匿着两只细小的黑色昆虫，谁也不会料到那是一对鼻孔；嘴巴好似自动售货机上的投币孔；两道深深的皱纹象人为的伤疤从两鬓延伸到下颚，并在它的尖端汇合；这两条皱纹加上鼻子，把本来就十分细长的脸分成五块令人害怕的窄条，虽然狭窄，却也很对称。苔莱泽肥胖，有两只又扁又大的招风耳；头是歪的，右耳垂到肩上。菲舍尔勒长着个巨大的驼背，鼻子大而弯曲，鼻尖能够着下巴，嘴就象他的人一样小，几乎看不见；他没有额头，没有耳朵，没有脖子，也没有躯干，可以说，他仅仅是由一个驼背、一个巨大的鼻子和一双黑眼睛组成的。普法夫有一颗硕大无朋的头，不但头发，而且眉毛、胡子和汗毛都是火红的；他矮壮如牛，声同雷鸣，走起路来地都会颤抖。这些怪异的人物形象在生活中是很难见到的，卡奈蒂把他们呈现在读者面前，为的是说明他们不但在行为上，而且在外形上也是一些“极端的个体”。
赋予人物以一种最鲜明的特征，把每一个人物压缩成一种怪癖的性格或丑恶的品质，是卡奈蒂塑造形象的另一种手段。基恩是个迂腐的、不近人情的书呆子，他厌恶世界上的一切，拒绝和所有的人来往，他的世界是由书组成的，书是他的“朋友和爱人”；苔莱泽是贪婪和吝啬的化身，金钱占据了她的全部身心，为了钱，她可以干出任何下流的勾当；菲舍尔勒是谎言和欺骗的象征，诈骗是他赖以生存和实现自己梦想的唯一手段；普法夫是个虐待狂，他和别人打交道的主要工具是拳头；而假瞎子汉斯是个十足的淫棍，整天想的和谈论的是女人。
通过语言来表现不同人物的身份和特征是卡奈蒂塑造形象的第三种手段。《迷惘》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基恩使用的是文绉绉的书面语言，言必引经据典；苔莱泽语言粗俗，文理不通，全部词汇加在一起不超过五十个；菲舍尔勒喜欢故作斯文，说话时常常卖弄文雅的字眼和外来词；普法夫连完整的句子也说不出来，只能用吼叫表达自己的意思。卡奈蒂声称，他要给每一个人物戴上一副“声学面具”，使读者从他们说话的音调、姿式以及使用的词汇便能辨认他们。
文学作品的艺术力量首先在于，通过形象的塑造在读者心中引起尽可能强烈的感情共鸣，以取得一种“震惊效果”。在这一点上，卡奈蒂的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迷惘》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一种近乎荒唐的梦想，一种怪异的逻辑，一种变态的心理，而这一切完全是通过人物的心理活动自发地表现出来的。作品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挖掘人物的潜意识，运用内心独白、梦境和幻觉等手段，把他们最隐秘的思想以及灵魂深处最肮脏的东西暴露出来，使读者见到了一群不仅外貌奇特，而且内心也十分怪诞、丑恶的形象。这一系列“极端的性格”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迷惘》是一部奇特的书，它也许不会使人感到赏心悦目，但它也决不会使读者失望。
一九八五年三月 (《迷惘》即将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钟的秘密心脏----艾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
卡内蒂：钟的秘密心脏 [英国]卡内蒂
在他身上一部分变老而另一部分尚未诞生。 化恐惧为希望。诗人的欺骗或完成。 总是在下一个思想开始之前，他滑入睡眠。他是不是为了梦见它？ 分号的梦。 我不知道所谓真实是什么。我感到我的生命一直被它吞食着。 当我躺在这里我的真实消散到哪里？和死亡一起僵硬？我害怕我的真实的命运，而不是灵魂。 在文学中留下许多未说出的事物是重要的。这样才有可能辨别在多大程度上一个作者所知道的多于他所说的，这样他的沉默就不是阴郁的而智慧的标志。 世界因变老而日益壮大。未来缩小了。 为了一生而知道一个人，并把他保持在秘密里。 哲学家们最深奥的思想有着它们自身的变戏法。众多的隐遁是为了某些事物突然就出现在手掌里。 模糊或是强化结局：别无选择。 限制一个人所期望显现的尊敬的领域。保持一个人更大的部分敞开。 留存的群山，恐惧的空碗。 在一个很特殊的壁架上，在危险与提升之间，它安顿下来。正是在这里，而非别处，他被允许写作。 修补信件。死者的运动。 为了存在于今天，一个人需要一种对所有各不相同的时代的亲密知识。 时代的共有的醒悟。 消失，但不是完全地，为了你能够知道它。 只有在恐惧进而我才完成我自己——为什么？我一直是被恐惧所哺育的？我只有在恐惧进而才认出我自己。一旦它被克服，它变成希望。但它对其它人仍是恐惧。我所爱过的人是那些他们的生活为我所恐惧的人。 在它开始于75岁的新生命里，它忘记了他父亲的死。 在音乐中词游泳——而词通常散步。我爱词的步态，它们的小径，它们的停止，它们的驿站。我不信任它们的漂流。 一个人将通过赞美去辨认他不是什么。 在词语开始闪耀之前，他把自己削得更短。 我不能想象有比一个曾经知道说许多事物而在晚年却陷入沉默的人更痛苦的景象。这并不是指智慧的沉默，那种在责任之外能保持安宁的沉默；我指的是当一个人回首往事并感到一生的努力仅为徒劳的失望的沉默。我指的是比起过去曾是的一切生命在老年并没有成为更丰富的沉默。这种晚年将不拥有什么，因为它感到被削贬，而不是扩大。 对死亡保持沉默——你能忍受多久？ 解释虚无。把它放在这里。说它。离去。 如果你旅行更多，你知道的将更少。 也许一个人可以感知死者继续存在，但是仅在某些词里。一个人知道了这些词则有可能听见死者。 再一次言说同样的事物，在早年的形式里。 有可能历史更多地活在他身上，而不是在历史学家那里。这曾是他的绝望并且永远如此。 “ 成为一个陌生人比迎接一位陌生人更值得” 为某一特定的时代燃烧，但要弄清楚你是否将被再次点燃。 你唯一的逃避是通过一个不同的姿式朝向死亡。你可以永不逃避。 我将永不可能只存在于一种语言里。原因在于我如此深地被德语所束缚以至于我总是感到在其它语言里也必将如此。 他不曾摆脱过恐惧，但这已不再是他自己的恐惧。 去经历一头动物的死亡，但是作为一头动物。 “一个人坠入睡眠”，他对孩子说道，“而不再醒来”。“我总是醒来”，孩子快乐地说。 忘却的美好，在于它暴露它自身之前。 他收集烘干了的细节。 甚至不可能想象一个人自身的死亡。它似乎不真实，它是最不真实的事情。为什么你总是把它视为挑战？经验的缺乏。 想着过去的事物仿佛它们刚刚开始存在。 他说的总是比他想的要多。他将如何去做？他将削减他自己或是这些句子？ 你不如卡夫卡可信赖因为你活得如此久长。 但也许年轻一代希望从你那里得到帮助以对抗文学中的死亡的惩罚。 作为一个轻蔑于死亡逐年增长的人，你是有用的。 现在，他仅仅散步于自己建造的桥下，对其它任何地方的恐惧使他不得不避开。 重写一封信，在多少年过去之后。 从只说“神”里他得到什么乐趣——为了不去说“上帝”。 是的他永不使自己成为一个奴隶。但他观察过那些想成为奴隶的奴隶。那是最坏不过的事情。 他发现句子，仅仅为了把更早的一个带回来。 说最私人的事物，说它，别无它虑，不要羞怯。一般化的尽可以在报纸上发现。 你是否可以触及你的早年生活而不受到处罚？ 他害怕讲一个新故事。 有多少事物你要避开为了减少死亡的碰撞？ 当他们走开，我想他们将作为别的什么人回来，或者永不。 他把自己扔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在下一世纪才被人接住。 一个仅在夜间的生命：用什么来重新布置早晨？ 自从他们教给我们生活的一课，中国人，在我们之前，自时间开始以来。所有更痛苦的就是观看他们现在与我们竞争。当他们终于赶上我们，他们将失去所有他们曾超过我们的领先的距离。 哲学家由于膨胀：尼采。 由于呼吸：庄周。 他需要那种在他之后能够继续他的痛苦的人。 永不休歇的潮汐：我们。 上帝的吃者和饿者。 太多的名字在他的头脑里，象大头钉。 词作为哨兵。 我生活的故事并不真的关于我。谁能相信这一点？ 他回到家。陈设依旧，桌子已经散架。他坐下，并写作于空气里。 只有他阅读时他才是幸福的；他更为幸福当他写作；他最幸福的时刻则是当他读到某些事物他从不知道的时候。 （王家新译）
艾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19O5～） 的国籍问题，至今众说纷坛，这与他一生游踪不定有关。他生于保加利亚北部鲁斯丘克（今鲁塞），祖父是居住在西班牙的犹太人，父母以经商为业。8岁丧父，随母迁至维也纳，先后在苏黎世、法兰克福等地求学，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由于从小就酷爱艺术，对犹太教、商业活动深感厌恶，卡内蒂潜心研究文学、历史，并开始写作。 1938年，德国法西斯侵占奥地利，卡内蒂流亡法国，辗转至英国，定居伦敦并加入英国国籍，但他一直用德语写作。我国翻译界倾向于把他归属于奥地利或英国德语作家。 卡内蒂自幼受母亲影响颇深。德国文学，尤其是歌德对他一生的创作影响很大，乃至被称为“一个生活在2O世纪里的 18世纪的作家”。此外，卡夫卡也给他很大影响，他们是至交。卡内蒂早年攻读过自然科学，这又使他喜好以冷峻的态度表现精神与现实的冲突，特别喜好剖析那些无足轻重的“边缘人物”，如异乡客、怪人以及精神反常的各种小人物。他善于从文化史角度洞察社会与人生，从现代社会的各种现象、人物和事件中去探索全面的解释，表现了一个严肃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所独有的个性、智慧和才能。 迄今为止，卡内蒂发表了ZO部著作，散文最多，戏剧次之，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政论《群众与权力》（196O）。这是一部赞扬者多，阅读者少的辉煌理论著作。瑞典学院称它为一本“权威性的著作”，此书使作家得到普遍的尊敬。戏剧《虚荣的喜剧》（195O）和《婚礼》（1964）在地方舞台上赢得了大胆观众的喝彩，也招来一些人的起哄。杂记《人的省分》（1973）反映了作者的心灵历程，书中耐人寻味的警句比比皆是，处处闪烁着一位天才的智慧的光芒。自传三部曲《得救之舌》（1977）、《耳中火炬》（198O）、《眼的游戏》（1986）在西方博得一片喝彩声。长篇小说《迷惘》是他唯一的一部小说，西方评论界一再把它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相比，并曾多次获奖。1981年，在他获得卡夫卡奖金的同时，以“作品具有宽广的视野、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力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诬 蔑 ［英国］
埃里亚斯。卡内蒂 --------------------------------------------------------------------------------
小乞丐最喜欢站到库图比亚饭店附近，中午和晚上，我们全体都在这里吃饭，他们知道我们要躲过他们是不那么容易的。对看重声誉的饭店来说，这些孩子不是他们希望拥有的装饰。他们一走近大门，就被店主赶跑。我们通常三四个人一小群地去用餐，对他们来说，站在对面拐角处，看到我们便迅速把我们包围起来更有利些。
有些人在这个城市已呆了几个月，厌倦了给钱，一门心思想甩掉孩子们。另一些人在给他们一点儿钱之前犹犹豫豫，因为他们为自己这种“软弱”感到羞愧，生怕被熟人看见。人毕竟得学习在这里如何生活，而当地的法国人就给人做出榜样，有好榜样，有坏榜样，因人而异；他们原则上从不为一个乞丐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掏钱，而且还为这种厚脸皮颇感得意。我还年轻，在这城市日子不长。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就算人家把我看成一个“软弱的人”也罢，我爱这些孩子们。 如果他们有一回没拦住我，我还会感到不幸，要自己找他们去，但不让他们觉察。我喜爱他们活泼的表情，喜爱他们把小小的指头放在嘴里可怜巴巴地乞求“给几个钱吧，给几个钱吧”的样子，喜爱他们装出难以形容的悲哀面孔，仿佛他们当真由于饥饿体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喜爱他们得到一点儿之后尽情淘气，手里拿着那微不足道的战利品跑走时的清朗笑声；喜爱他们面部表情从奄奄一息的模样突然变成快乐幸福的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转换。我喜爱他们那些小小的诡计；为了获得加倍施舍，他们抱着婴儿向我迎面走来，让婴儿向我张开几乎尚无感觉的小手，一边说：“可怜可怜他，给他点钱吧”这些孩子不在少数，我尽量做到对他们一视同仁，他们之中自然有我喜爱的孩子，就是那些面貌俊美、活泼，让我总看不够的小孩子。他们追随我走到饭店门口，在我的保护下他们感到安全。他们知道我对他们怀有善意。他们被吸引来到这童话般的处所近旁，这地方是不允许他们来的。这里人们吃得那么多。
饭店老板是个法国人，长着秃顶的脑袋和像粘蝇纸一般的眼睛，他对他的饭店常客露出热情、友善的目光，却讨厌那些小乞丐靠近他的饭店。他们的破烂衣服不雅观。应该让服饰考究的客人们舒适地享用他们价格昂贵的饭菜，而不应总让他们想起饥饿和虱子。每当我开门进饭店，碰巧他就站在门边瞥一眼外面成群的乞儿的时候，他总是不快地摇头。我们这一群英国人共有１５人，每天两餐固定在他的饭店用，因而他不敢跟我说什么，他便等待有利时机，兴高采烈地用讽刺的话语了结这段公案。
一天中午，天气十分闷热，饭店大门敞开，以便让清新空气进来一些。我刚和两个朋友一起应付完孩子们的袭击，在敞开的大门旁边一张空桌旁坐了下来。孩子们能看得见我们，便在外边离门很近的地方站住不走。他们想要和我们继续交往，也许想看看我们都吃些什么。他们给我们打手势，觉得我们的小胡子特别好玩。他们里面那个最漂亮的女孩子，也许１０岁吧，早就看出我脾气好、喜欢她，不住地指着她鼻子和上嘴唇之间那个小地方，用两根指头抓住那儿的一小撮幻想中的小胡子，使劲地拔，拉，一边开心地大笑，别的孩子也一起笑。
饭店老板走近我们的桌旁来拿我们的饭菜订单，看见孩子们在笑。他笑嘻嘻地对我说：“小娼妓们已经在拉客了”我被这个暗示刺伤了，也许我不愿相信他的话，因为我确实喜爱这些小丐童，便天真地问道：“不会吧，才这么点年纪” “您知道吗”他说，“５０法郎您就能要一个女孩。随便哪个都会跟你走。” 我很气愤，和他激烈地争辩起来。“没有的事，这是不可能的。” “您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他说，“您只要稍微看一看玛拉喀什即摩洛哥城 的夜生活就明白了。我在此地已经住了很久。我刚来的时候，那是在战时，我还是个年轻小伙子，”他向他的老气的女人投去迅速却又庄重的一瞥，她像往常一样坐在柜台旁，“那时候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我们什么没见过。有一回，有人把我们带到一座房子里，我们还没有坐稳当，就被一群赤身裸体的小女孩包围了。她们在我们脚下蹲下来，从前后左右向我们挤压过来，她们的年纪并不比外面这些孩子大些，有些还更小。”我摇摇头，表示不信。
“没有什么东西是无法得到的。我们日子过得舒服，常常挺逗乐的。有一回我们开了一次特好玩的玩笑，这我可得跟您讲讲。当时我们是三个人，三个朋友。我们中的一个去找一个法特玛这是法国人对当地土著女人的蔑称 ，到她房间里去，这可不是个孩子，我们另外两个人在外面从一个孔洞往屋里面看。他先跟她讨价还价，谈了很长时间，谈成了价钱后，他把钱交给她。她把这钱塞进卧床旁边的床头小桌，然后关灯，两个人一起躺下。这一切我们在房间外面都看在眼里。房间里一黑下来，我们中间的一个赶紧溜进房间，静悄悄地向床头小桌爬过去。他乘两人正在干那事儿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把手伸进抽屉，把钱拿回来，再迅速爬出来。我们两人溜之大吉。不久，我们的朋友也跟来了。那个法特玛就这样白给他睡了一回。您能想象我们笑得多开心这只是我们那时的恶作剧之一。”
我们是能想象得到的，因为他放声大笑，笑得前俯后仰，嘴巴张得老大。我们压根儿不知道他的嘴巴竟这么大，以前我们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嘴巴。平时他总是神情颇为庄重地在他的饭店里走来走去，体面而矜持地写下他优先照顾的客人点的菜肴，仿佛他完全不在乎客人点什么菜似的。他给你出主意从来都是不慌不忙的，听起来就像纯粹是为顾客着想一般。今天他所有的含蓄矜持全都没了，讲他的故事讲得兴高采烈。对他来说那一定是一段美好的时光：现在他只是在做能使他回想起他的其他所作所为的一件事情。就在他正讲得起劲儿的当儿，一个小侍者走近我们这张餐桌。他粗暴地派给他个差事把他支走，为的是不让那小侍者听见他跟我们讲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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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听了惊诧莫名。我的两个朋友一个是新英格兰人，另一个是英国人，我从１５岁就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们都同样感到卑鄙和厌恶。我们恰恰也是三个人，对合力诓骗一个可怜的土著女人的酬金的那三个人，我们也许莫名其妙地觉得也有一份罪过。他容光焕发，得意洋洋地讲述，觉得兴味无穷，他一直情绪亢奋，我们则苦笑着，时而尴尬地点点头。大门一直敞开着，孩子们站在外面，满怀期待地耐心等候。他们觉得他在讲的时候不会去赶走他们。我想，他们听不懂他讲什么。此人一上来就那么鄙视他们，在极短时间内自己就变得非常可鄙。不管他是在蔑视他们，或者他说的是这些丐童的行为的真相，他都远比他们低下，我暗自祈望世上会有一种惩罚，能命令他听从他们的请求。
原载《译林》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潘子立译
简谈 石头 埃利亚斯·卡内蒂（1905～1994），英国德语作家，生于保加利亚，1939年移居英国伦敦。1981年卡内蒂因“以宽广的视野，丰富的思想概念与艺术力量为标志的写作”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他的警语集《苍蝇的苦痛》水准很高。 试录两句： “一，没有什么比某种对于受压迫者的厌恶更卑鄙的了，他想尽办法指出他们的缺点而将他们受蹂躏的处境合理化。即使是伟大而高尚的哲学家也不能完全避免这一过错。” “二，无论是谁，认识的人太少，很快就会认识魔鬼。” 仅仅这二句，水准就相当高，很深刻。 因为人们往往在他人受难时，厌弃地拒绝援助和同情，就好像“不酷不精彩”。纳粹对待犹太人，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丛林规则的人对待人文规则的人，不胜枚举。 往往在关键时刻，人类忘了自己是一类，所以，卡内蒂选择了“它”，它便意味着人堕入了畜生道、魔鬼道。人已不是人，而是血腥残忍的动物了。这是人性中走向毁灭的关键性质。 第二句的出色，也是无与伦比的。 由于人视野的狭隘，精神之旅的内涵不丰富，对人类情感性格的丰富性感受得太少太窄，结果导致极端，这样的性格就极易走火入魔，往往以伤害他人并伤害自己告终。 读了这两句，不由得想起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话：“文学，比你想象的还要伟大。”
的确，伟大的文学，值得我默默地感念。 曾读奥地利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里亚斯·卡内蒂的长篇小说《获救之舌》：“……他在我身旁站立着对我说：‘伸出你的舌头！’我把舌头伸出来，他从衣袋中取出一把锋利的折刀，我将舌头缩回，折刀越来越靠近，刀锋马上就触到我的舌头上，我感到了股透心彻骨的凉。就在这一瞬间，他将刀抽回去说：‘今天先不割，明天才割’……”读后令人毛骨悚然。啊，“今天先不割，明天才割”！许多厄运与不幸就犹如这种流氓式的恫吓一样，让我们寒意顿生。世间最可怕的并不是猝然而至的灾难，而是明知厄运来临却要苦煎苦熬的这段等待的过程。
卡内蒂：《苍蝇的苦痛》（选录） 陈东飚译
他本来会乐于在任何时间进入这个世界，一遍又一遍，并且如果可能的话，永远永远。 我们知道许多有关我们所爱的人的事，我们怎么也不愿相信的事。
*没有什么比某种对于受压迫者的厌恶更卑鄙的了，它想尽办法指出他们的缺点而将他们受 蹂躏的处境合理化。即使是伟大而高尚的哲学家也不能完全避免这一过错。 他把所有的寻常要求放在自己身上，但用的是一种外国语言。 很难去爱小心的人，除非在脑中谨记他们的小心会扭曲一切。 当众鸟群集飞往非洲时，它们舞蹈。它们的节奏，比我们自己的更完全也更微妙，产生于 它们翼翅的扑打。它们不踩跺地面，而是轻柔地拍打空气，后者对它们十分友好。而我们 却为大地所憎恶。
*没有一种密码秘密得足以容许彻底坦白的表达。
*他乐于称赞那些显然决不会有什么作为的人。但每当某人显示出真正的天才时他便变得十 分谨慎。 煽动自己的朋友然后将他们弃给火焰——多么残忍，对一个诗人又是多么自然！ 人们爱一位诗人仅仅是因为他瓷意挥霍他的时间。一旦他开始吝惜它时，他们就把他像任 何别人一样看待。 你害怕一切不会在死后发生的事。 他把他的心像柠檬一样挤出来就是为了她。但赢得她的男人则是另一位，他的言词是和它 放在一起的糖。
*对我来说他守时得全无希望。 他能够把自己的信念拆散再重新拼合起来。 他的梦是把他所爱的人们分别安置在不同的星球。
*无论是谁认识的人太少，很快就会只认识魔鬼。 他用十二张脸微笑，每一张都显示出一个不同的人，他友好地笑，他凶恶地笑，他承诺， 他拖延，他拒绝，他背叛，然而似乎没有人介意，因为剩余的脸仿佛是从海底闪闪烁烁， 而等待它们升上水面是一件乐事。 过多的精神体验要用更长时间才能开花结果，一个人的学习不能不受惩罚，一旦被学到， 要忘掉则很慢，然而只有被忘掉了，才有可能开辟新径。
*他决不会成为一个思想家：他重复自己得不够！ 命名的行为是人类伟大而庄严的慰藉。
*我们不断指望动物的气息会变成以往从未听到过的新词。 我对语言仍旧不怀怨恨：获胜的技术野兽已经储藏了它的一些尊严。 他如此骄傲以至他总是试图送给上帝一件礼物。 克服不幸的惟一途径是将它表演出来。
*一个伟大心灵的意义或许可以由它丧失得起的年数来衡量。 未来永远是错的：我们对它发挥了太多的影响。 他渴望他所爱的人们的存在，但不是他们的在场也不是他们的专注。 那些居住在一种中介时间里的生命，这时间与我们自己的时间平行，一种穿透我们自己的 时间而不触及它的时间，仿佛有一种像时间阴影那样的东西形成一个它们自己的世界似的 他开口说“金子”这个词就好像他偷了它似的。
*他希望拥有一些时刻，它们燃烧得像一支火柴那么长。 圣人：他耗去一生来解释所有他从来不会去做的事。 他用筷子吃智慧，中国方式。
*他以动物思考，像别人用概念思考。 人最喜欢自己身为一个盲目发怒的信徒。
*在巴别塔的计算中上帝犯一个错误：现在人人都说同样的技术。 他时时洗涤他生活的破布。 谁学得够了，谁就什么也没有学到。 他夸耀他的战船，里面的奴隶坐在有软垫的位子上划银桨。
*即使伟大的哲学家也得益于夸张，但与他在一起她必须穿一件织得非常紧密的理性外衣。 诗人，另一方面，将她暴露于她全部闪烁的赤裸中。 她想要某人全部得到她，连同她的所有行李，但她害怕他会开心得忘掉一根针。 他召集替罪羊以便更公平地分配他们的负担。 他的每一个句子都含有至少一个词是出自一种他或者任何在场的人都不懂的语言，对于它 所有人都怀着自满的得意互相点头。 任何东西都没有真正的替代物，甚至最粗糙的目标也继续引领着我们，即使我们的本能是 十分易变的，它们也同样是无情的，它们对很少几个真正对它们重要的对象的记忆也是不 可摧毁的。 他积攒起他的名声，一点一点。 仇恨有它自己特别的心跳。
*无形的事物无法改变自己。
*每次他渴望做一个假先知时，他所说的一切便都成真。 讲理是容易的，当你不爱任何人，包括你自己时。 上帝不喜欢我们从最近的历史中吸取教训。 巫婆们不再受到迫害时，她们便无害了。 关于爱最重要的乃是，在它的领地之中一切权利都被取消了。
*人最完美而能唤起敬畏的艺术品是他对时间的安排。
*可以把历史写得仿佛它一直就是它今天看来的样子。但那么究竟为什么写历史呢？
*他的思想有鳍而不是翅膀。 一旦发生了，历史上的每件事就运转得像钟表般顺畅。
*自杀会与我们一同留存，但它必会成为一种奇怪而罕见的事件，每一场单独的自杀像许多 年代以前一场战争一样地独特。 不应该凭他们恰恰现在是否碰巧正确来判断哲学家。 人们知道得何其多呀，只因为不关他们的事！
*单单为了颜色的缘故就值得永生。 历史包含每一个意义因而毫无意义。 谁希望思考，就必须放弃宣传。 上帝在创造人时肯定是口误了。 眼睛会是什么，如果没有它们的谨慎，没有眼睑？ 乌托邦拥有一种令人反感的谦逊。 互相隔离的艺术应当生活在最纯洁的群居之中。
*他想通过他童年的故事来统一欧洲。 诗歌之河到处流淌，它们未必汇合。
*在讲一个很长的故事时，思想要时时集中。它不能仅以针和残忍为生。它也需要一些温柔 的线。 神话是一个每次重述都变得更新鲜的故事。 *画家与他的政治：他相信用不同的色彩画地球就足够了。
*人的自我认识从古代起就该随着在此期间被描述的动物的数量而增加。 一位艺术家，在他一生最重要的那一天，在歌颂着他的人们中间，忘了自己的名字。 在大多数宗教中人们怀着假装的羞辱而下跪，只为了在不忠的愤怒中回身跃起。
*自从地球成了一个球时起，任何恶棍都能将它整个攥在手里。 一切对于所知甚少的某人来说都是多么可信！ 英雄对于死亡被废除的绝望。 他的名单除了省略什么也没有。 一帮哲学家为诗人拼出死亡。 他能很快把人看透，这样他更加易于成为他们的猎物，恰恰是因为他已经看透了他们。
摘自《书城》2002年第4期
谁是谁的耳证人？
（读卡内蒂《耳证人》）
一个奇怪的名字出现在一本书的封皮上，纸页泛黄，黑体五号字体。这大概是我对这本书的最初记忆。天气阴沉，图书馆管理员仍然在喧闹之中，嗓门清亮，发音不标准的普通话一句一句地丢出来，那的确是在四年前的一个下午，所有的场景和温度，还有声音都印象清楚。遁着这道记忆的光，我居然能顺利地找出当时的阅读笔记。并且，再一次与这个名字对视三秒钟：耳证人。 从一本书爱上一个作家，可以理解。但是从一个书名就对这个作家死心塌地，这种情况不好解释，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反正我就是这么喜欢。在四年后一次无意阅读中看到作家的名字和书名，便执意要去寻找当时的阅读笔记来，谢天谢地，那些段落乖乖地躺在我书橱里层的笔记本里。因为高兴，我就这么啰嗦地多交待了一下事情的始发经过，呼呼，高兴嘛，吐下舌头。 这个名字就这样给了一本薄薄的旧书，一本像是由警句性的草稿发展起来的性格肖像文集。大多时候，别人都叫它另一个名字：《五十个怪人》。一看那个名字，我就想把眼睛转开。我喜欢的是这个——《耳证人》，就是这个名字俘虏了我的欢心。书的原著作者是卡内蒂，1974年的著作。好像是德国华裔沙儒彬和罗丹霞的译本，在国内1989年出版。呼呼，好了，就因为这么个名字，那时我开始读这本书，在对作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心里满是难以抑制的好奇。 《耳证人》——书里大多一二百字的短篇，描写五十个人，共五十篇。语言微微晦涩，但是简洁明快，很有味道。像“瞎子天生并不瞎，但他花一丁点儿力气就变瞎了。”这类的句子举目都是。五十个人的极端性格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卡内蒂凭借着分裂的语态和夸张的想像，把人们引入一个受疯癫控制的生存空间，就这么说吧，他就是想把世界描绘成疯人院，把人们的种种事例看成是社会的凶兆。人们就那样遗失了正常的世界，既不能交流，又不能用行动来保卫自己。人们都陷入一个个人格困境，而不自知。可是，卡内蒂并不为这种现象焦虑，他还在轻描淡写的写着，装作一无所知。 那么，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表情来面对这些文字呢。我们总是在说着这样那样的道德行为准则，我们把自己束缚得紧紧的，我们道貌岸然的正常生活着，所有与周遭相悖的一面都得到了我们狠狠地摒弃。然而，在之后，我们又会崩溃于一种现实——从《耳证人》里透露出来的现实。在面对这本书时，我们如同在揭露着自己的伤疤，触目惊心。卡内蒂他是故意的，他成功了。他用了一个怪名字，耳证人（Der Ohrenzeuge）,吸引了人们的眼睛。然后，他再用他自我独到的写作方式把这种疼痛推到最锋利的顶点处，他那样写着，用尽古怪的词语和偏离正常的想像方式，悄无声息地把我们引到一个戏剧的排练现场。 卡内蒂说：“我非常认真地对待任何我尝试写作的体裁，并且我希望能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来，不过，我认为，我所有的创作归根到底都是具有戏剧性的。以人的典型语言行为来描写人，让他自己用独特的说话方式来描绘自身的特性。”事实如此，在《耳证人》里面，每个人都像是在进行一场自我行为艺术表演，来看几段引文事例： 白赠女：一个送了别人东西又立即去取回来的人。她为什么把它们奉献出来呢？就是为了取回，她才把它们奉献出来。 泪水司炉：他天天都去看电影。这是一个冷酷而残暴的世界，要是感觉不到面颊上的湿温的水，那简直就不想活，眼泪一旦开始流涌，他的心情就愉快起来。 家当阿姨：给钱系上餐巾，给钱东西吃，将钱看作孩子。 细味女：对种种气味敏感的女人，身上有一层隔膜，讨厌春天。 水窝藏主：在渴死的恐惧中生活并收集水，他的酒窖看起来很不错。其实并非酒窖，所有的瓶子一概装着水，由他亲自密封并按年序排列。一下雨，水窝藏主就哭起来。 月亮表姐：在一个梦幻中，月亮表姐被告知她在月亮上有亲戚。她不论在何处都觉得很舒服，因为到达某地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创办她的家庭，哪怕在最小的国家，她也能找出头绪来。甚至即使一个国家不超过十个人，其中一个也铁定是她的亲戚。 马暗女：学到的很少，她和人很合不来，她不缺少词语，她看书写字，但每当有人对她说话， 并要求答复的时候，她就窘得说不出话来，就连有个人站在她眼前用眼睛对准她，就连有个嘴巴在她眼前造出语音，也都使她失去作为。所有对面的人都令她受惊。马暗女并不患有过分的自我恋爱，但是她能够跟马独处。 纸醉鬼：看所有的书，无论什么书都可以，只要难懂就行，他并不满足于人人谈论的书。他看的书应该是罕见的而且已被忘却，不易找到的。他为一本无人知道的书找上一年之久，要的书总算找到了，于是他一口气读完，弄懂并记住，以后便可以引用它了。当傻瓜走近时，他老远就笑起来。一个女人要是想跟他结婚，最好是给他写信，并且在信中询问他，如果她的信够频繁的话，他就迷恋她，并且永远要她的问题作伴。 星清小姐：她在黑暗的地方度过她的一天，她工作只是为了让白天过去，她的皮肤很好，跟太阳之光一样的洁白，不过她自己却不知道，因为她不看自己，她从不把一丝脑筋浪费在自己身上，她唯一的镜子是亮晶晶的夜，而且它由那么多的小点组成，这使她不具有统一性，她从哪里开始，她到哪里结束，没有看过自己的人可能那么清吗？ 在这样的文字里，理性与非理性全部混淆了，事实与幻觉也搅成了一团，五十个混乱心态的人格，就这样赤祼祼戏剧化的摆放在你的面前，这些人群组成的世界是独特的，好像存在，又好像不可能存在。但是，在转身之间，你或许又会发现，其中一种与自身个性有吻合的可能。才发现，卡内蒂从一开始，就是要给我们一个闹剧，从书名开始，他就是蓄意要让你忧伤地发现一个真相，不管多么离奇古怪，那些形态正在我们自身潜在地发展着，随时就可能迸出一个或者五十个，或者更多的形态来。那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共同拥有的形态。这一幅幅人的生存的讽刺画，映现的却是我们自身的疾病。 那么，再回头来看这本书的名字，便不再是那么纯粹的古怪好玩性质了。卡内蒂作为一个颠沛流离的作家，一生游踪不定，关注他人比关注自身更多，他观察小乞丐，留意那些贫困的人群，跟踪患有隐疾的人群，莫不是他人的困境，也正是他自身闯不过去的关口。在那些刻意营造的古怪荒诞后面，他目及了和好友卡夫卡相似的景况，人被异化，却又艰难生存。至此，用卡夫卡的一句话来作为尾声：“为了这个世界，你可笑的给自己套上了挽具。”为了一个寓言，卡内蒂给我们布置了一个戏剧场景，而那些演员，不过是我们自身。我们只好用耳朵做为自己的证人，继续生存。
（2005年5月31日 草稿）
卡内蒂（简介及作品）
生平简介
埃利亚斯·卡内蒂于1905年7月25日出生在保加利亚的鲁斯丘克城。其父是奥地利籍犹太人，其母是西班牙籍犹太人。 卡内蒂六岁时，他们全家迁居英国曼彻斯特，在那里，他学会了用英语谈话和阅读。在中学，他学习法语，但还是德语最吸引他。由于父亲1912年突然去世，卡内蒂的母亲决定移居维也纳，并在整个夏天教他学习德语。卡内蒂先后在苏黎世和法兰克福等地读完小说和中学。接着，他进入维也纳大学学化学，1929年毕业并获博士学位。但他从未从事过化学专业的工作。 卡内蒂精通多种语言，但他始终用德语写作。他不是一个多产作家，也不是专门致力于某种文学体裁的作家。在他的九种作品中包括了七种不同的体裁，有小说、戏剧、自传、游记、笔记、文集、论著。他的全部作品放在一起就显示出他的独创天才，他的作品具有广阔的视野。丰富的思想和感人的艺术魅力。 他的文学生涯正式开始于二十五岁时，那时他开始写唯一的一部小说《迷惘》。1932年发表了第一个剧本《婚礼》。1934年2月，卡内蒂与维奈蒂娅·陶柏娜-卡尔德隆结婚。1938年5月，希特勒吞并了奥地利，他们在同年11月随着最后一批逃出维也纳的人前往巴黎。第二年他们移居伦敦，并在那里安家。 1950年他发表了剧本《虚荣的喜剧》，1964年发表了剧本《确定死期的人们》，这些戏剧没有主角，没有情节，只表现某种生活场面和人物的心理状态，带有荒诞派的色彩。1960年出版了继《迷惘》之后最引人注目的论著《群众与权力》。1967年出版了《马拉客什的声音》，1969年发表了《另一部审判/卡路费丽丝的信》，1974年出版《耳证人》。第一个妻子死后，1971年他与埃拉·比舍尔结婚，后来生了女儿约翰娜。此后，他分别将他的家安在英国汉姆斯特德和瑞士的苏黎世。 1977年和1980年分别出版了自传《得救的舌头》和《耳中火炬》，回忆了他从童年时代到1931年经历。
德语里的客人——评议卡内蒂 文/曾园
出生于保加利亚的西班牙犹太家庭的埃利亚斯·卡内蒂（1905-1994），最终成为了英国德语作家。这一复杂身世不禁让人想起奥地利女王伊丽莎白的侄女玛丽的回忆录《我的过去》里的著名自白：“我根本不是俄国人，出生在立陶宛，纯德国血统。”艾略特在《荒原》中引用了这句话从而使这本书也出了名。1912年卡内蒂的父亲在英国去世，他随母亲来到维也纳并学习德语。那位伯爵夫人玛丽讲述奥国贵族的书刚好出版于1913年。据说艾略特引用那句话的目的在于揭示现代世界的混乱。对这种混乱卡内蒂并非没有意识。他的方法是广泛的阅读。在晚年的随笔集中他写道：“没有阅读的混乱，诗人就不会诞生。”
与复杂的身份符合的是他掌握了四种语言。依次是一种古老的西班牙语、可能不太好的保加利亚语、英语和德语。1924-1929年他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化学。1927年7月15日在维也纳发生的一起工人示威游行遭到当局镇压的事件深深地触动了卡内蒂（这一事件也震惊了年轻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自称是工人阶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为什么竟下令枪杀工人呢？这时的卡内蒂已没有多少兴趣去攻读化学了，他开始醉心于他所关心的事情，即所谓群众的问题。第二年他受邀到柏林旅游，在这里遇见了布莱希特、伊萨克·巴别尔等风云人物。他意识到这些聪明人所崇尚的艺术可能会解开他心中疑惑，于是毫不犹豫地对文学倾注了最大热情。大学毕业后他用了一年时间写完了长篇小说《迷惘》。那一年他才25岁。50年后这部小说让他得到了诺贝尔奖。可在这50年间，昔日的神童放弃了小说，用散文和少量戏剧继续他的关于群众的思考。
三十年后卡内蒂完成了《群众与权利》（字数与《迷惘》相当）。这是一本让人不知道怎么去读、读完后也不知道是一本怎样的书。人类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还有人说是关于文化哲学的书。同时期出版的作品有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名著《结构人类学》。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去看，《群众与权利》恐怕不具备严密的科学性。在“无形的群众”里，他条分缕析地列举了亡灵、子孙、细菌和精子群。这种思维方法让人想起了博尔赫斯所虚构的中国古代的一种“动物分类学”，依照此法，动物可以分类为：一、属于天子所有的；二、经过防腐处理的；三、已经驯服的；四、乳猪；五、会尖叫的；六、传说中的；七、无主的狗；八、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九、发疯似的烦躁不安的；十、难以计数的；十一、用骆驼细毛可画出的；十二、以此类推的；十三、打翻了水瓶的；十四、远观貌似苍蝇的。始终在严谨的德语语境中思考的卡内蒂当然没有走得这么远。然而，他的书籍让人更难辨认它的真实面目。 卡内蒂追求的始终是卡夫卡式的准确，是精神和肉体与社会在更高或更深的地方所遇合的诸多节点构成的框架。近三十年的写作平息了这位犹太作者行文上的愤怒与潦草，达到了德语文学表达的精粹与丝丝入扣的幻想水乳交融的高度。今天，《群众与权利》作为一部政治书籍在《理想藏书》中处于排名第二的位置，这说明正是各国读者四十年的阅读终于把一本无法归类的书读成了名著。
对于书籍的内容的归纳是容易的。简而言之，卡内蒂处于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交汇点上，由于通讯和交通方式的极大改变使他得以总揽整个人类权利的历史。他透过群众的各种特性来考察权利这一“空洞”在事件中是如何充溢并发挥作用的。许多思想家同时在进行这项任务，而卡内蒂无法取代的才能是他犀利的观察。他的知识结构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并不算独特。然而在众多的角度中，他似乎更愿意选择人的生物特性来解释人的社会特点。无论是凯撒、成吉思汗还是希特勒，他断言所有的独裁者都被“活得更久的激情”攫住了。到最后，统治者的目的变得都很单纯——活得更久。而政治措施方式的选择变成了统治者快感方式的选择，在权力的顶峰，统治者发现了更具快感的方式——少量的仁慈。
这实际上是某种关于人类情绪的寓言。对于人类情绪的研究，他发现权利的核心就在于恰当地调控群众的情绪。在这个过程中，神话、迷信、道听途说、流言蜚语都作为材料被纳入研究体系。自然界的诸种物象也用来说明群众的特性：火、海洋、雨、河流、森林、谷物、风、沙、堆、石堆、财宝。卡内蒂的方式往往这是这样的（以风为例）：“各民族就像能分割风似的，利用自己的旗帜，用以标志自己头上的天空是自己的天空。”在各个国家的群众象征里，他声称英国人由于与海洋的关系，总是把自己看作是船长。而荷兰人由于长期围海造地，“由男人组成的群众把自己看成堤坝一样。”而德国人，由于祖先生活在森林里，“他们感到同树木是一体的。”而“军队是行进着的森林”。如此等等。卡内蒂总是能够找到这样巧妙的方法来避开“科学的”论说方式。
在近七十年的写作中，他不怎么与英国文学界来往，他热衷于旅行和结交新的女友（最著名的是小说家默多克），并持续不断地与卡夫卡、克劳斯、穆齐尔和布洛赫这些德语的主人们进行对话。而漂泊不定的行踪似乎总有一个故乡，那就是德语。他只用德语写作，到最后只写自传和游记，而很多读者比如说我，总是不自觉地把这些篇章读成《群众和权利》的增补。
钟的秘密心脏 [英] 卡内蒂（王家新译）
在他身上一部分变老而另一部分尚未诞生。 化恐惧为希望。诗人的欺骗或完成。 总是在下一个思想开始之前，他滑入睡眠。他是不是为了梦见它？ 分号的梦。 我不知道所谓真实是什么。我感到我的生命一直被它吞食着。 当我躺在这里我的真实消散到哪里？和死亡一起僵硬？我害怕我的真实的命运，而不是灵魂。 在文学中留下许多未说出的事物是重要的。这样才有可能辨别在多大程度上一个作者所知道的多于他所说的，这样他的沉默就不是阴郁的而智慧的标志。 世界因变老而日益壮大。未来缩小了。 为了一生而知道一个人，并把他保持在秘密里。 哲学家们最深奥的思想有着它们自身的变戏法。众多的隐遁是为了某些事物突然就出现在手掌里。 模糊或是强化结局：别无选择。 限制一个人所期望显现的尊敬的领域。保持一个人更大的部分敞开。 留存的群山，恐惧的空碗。 在一个很特殊的壁架上，在危险与提升之间，它安顿下来。正是在这里，而非别处，他被允许写作。 修补信件。死者的运动。 为了存在于今天，一个人需要一种对所有各不相同的时代的亲密知识。 时代的共有的醒悟。 消失，但不是完全地，为了你能够知道它。 只有在恐惧进而我才完成我自己——为什么？我一直是被恐惧所哺育的？我只有在恐惧进而才认出我自己。一旦它被克服，它变成希望。但它对其它人仍是恐惧。我所爱过的人是那些他们的生活为我所恐惧的人。 在它开始于75岁的新生命里，它忘记了他父亲的死。 在音乐中词游泳——而词通常散步。我爱词的步态，它们的小径，它们的停止，它们的驿站。我不信任它们的漂流。 一个人将通过赞美去辨认他不是什么。 在词语开始闪耀之前，他把自己削得更短。 我不能想象有比一个曾经知道说许多事物而在晚年却陷入沉默的人更痛苦的景象。这并不是指智慧的沉默，那种在责任之外能保持安宁的沉默；我指的是当一个人回首往事并感到一生的努力仅为徒劳的失望的沉默。我指的是比起过去曾是的一切生命在老年并没有成为更丰富的沉默。这种晚年将不拥有什么，因为它感到被削贬，而不是扩大。 对死亡保持沉默——你能忍受多久？ 解释虚无。把它放在这里。说它。离去。 如果你旅行更多，你知道的将更少。 也许一个人可以感知死者继续存在，但是仅在某些词里。一个人知道了这些词则有可能听见死者。 再一次言说同样的事物，在早年的形式里。 有可能历史更多地活在他身上，而不是在历史学家那里。这曾是他的绝望并且永远如此。 “成为一个陌生人比迎接一位陌生人更值得。” 为某一特定的时代燃烧，但要弄清楚你是否将被再次点燃。 你唯一的逃避是通过一个不同的姿式朝向死亡。你可以永不逃避。 我将永不可能只存在于一种语言里。原因在于我如此深地被德语所束缚，以至于我总是感到在其它语言里也必将如此。 他不曾摆脱过恐惧，但这已不再是他自己的恐惧。 去经历一头动物的死亡，但是作为一头动物。 “一个人坠入睡眠”，他对孩子说道，“而不再醒来”。“我总是醒来”，孩子快乐地说。 忘却的美好，在于它暴露它自身之前。 他收集烘干了的细节。 甚至不可能想象一个人自身的死亡。它似乎不真实，它是最不真实的事情。为什么你总是把它视为挑战？经验的缺乏。 想着过去的事物仿佛它们刚刚开始存在。 他说的总是比他想的要多。他将如何去做？他将削减他自己或是这些句子？ 你不如卡夫卡可信赖因为你活得如此久长。 但也许年轻一代希望从你那里得到帮助以对抗文学中的死亡的惩罚。 作为一个轻蔑于死亡逐年增长的人，你是有用的。 现在，他仅仅散步于自己建造的桥下，对其它任何地方的恐惧使他不得不避开。 重写一封信，在多少年过去之后。 从只说“神”里他得到什么乐趣——为了不去说“上帝”。 是的他永不使自己成为一个奴隶。但他观察过那些想成为奴隶的奴隶。 那是最坏不过的事情。 他发现句子，仅仅为了把更早的一个带回来。 说最私人的事物，说它，别无它虑，不要羞怯。一般化的尽可以在报纸上发现。 你是否可以触及你的早年生活而不受到处罚？ 他害怕讲一个新故事。 有多少事物你要避开为了减少死亡的碰撞？ 当他们走开，我想他们将作为别的什么人回来，或者永不。 他把自己扔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在下一世纪才被人接住。 一个仅在夜间的生命：用什么来重新布置早晨？ 自从他们教给我们生活的一课，中国人，在我们之前，自时间开始以来。所有更痛苦的就是观看他们现在与我们竞争。当他们终于赶上我们，他们 将失去所有他们曾超过我们的领先的距离。 哲学家由于膨胀：尼采。 由于呼吸：庄周。 他需要那种在他之后能够继续他的痛苦的人。 永不休歇的潮汐：我们。 上帝的吃者和饿者。 太多的名字在他的头脑里，象大头钉。 词作为哨兵。 我生活的故事并不真的关于我。谁能相信这一点？ 他回到家。陈设依旧，桌子已经散架。他坐下，并写作于空气里。 只有他阅读时他才是幸福的；他更为幸福当他写作；他最幸福的时刻则是当他读到某些事物他从不知道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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